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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美关系前路莫测 — FT中文网

May 29th, 2017 Comment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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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走马上任一个月前就开始朝着中国投掷外交手榴弹了。这是一个山雨欲来的信号。中美关系在2017年将进入多事之秋,这一年对双边关系来说将是紧张且不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

2017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年里迎来新政府。唐纳德•特朗普将在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同时中国也将进行政治大换血,也就是五年一度的政治领导层变更,并在2017年末的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画下句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组织下,几乎各级政府都将换届。

有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作为特朗普的后盾,他领导的美国似乎将在贸易、投资以及汇率方面(把中国当作汇率操纵国),以更强硬的方式挑战中国,同时加大军事对抗。另一方面,中国领导层将高度专注于自身神秘而封闭的政治内斗。习近平试图进一步巩固权力,而特朗普也将掌控属于自己的权力,结果将是一个具有全球野心的美国和一个关注自身事务的中国。这与之前的情况相比有点像是角色互换。

随着棋子都开始移动,企业在谋划进军中国时应该谨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胎死腹中,中国尚在演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将是推动亚洲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将推动促成“更公平”的双边贸易协议,与美国有着3650亿美元贸易顺差、对外商投资设置巨大壁垒的中国显然会进入他的视线。

中国将作何反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年里,中国的政府机构将逐渐放慢节奏,政策制定机构和很多国有企业也将放缓决策过程。所有人都在等待,一旦新的政治局常委在2017年第四季度亮相,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新路线。

中国各级官员已在争取晋升。这意味着支持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国最富有省份之一江苏的省委书记早早就有动作了。他自行制定了本地的禁令,命令政府官员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在江苏省境内任何地方喝酒。

这条禁令确实有个例外。如果有高级外宾在场,酒水可以照常。

随着19大的临近,与中国国有企业在合理时间内安排和达成交易将变得更难。即便在19大闭幕后,可能也需要再过几个月交易才能真正活跃起来。投行奖金以及全球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咨询机构的收入都可能会受到打击。

还有一点也可以确定:随着美国更加倾向于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及中国经济依然相对低迷,人民币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至于压力有多大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预测人民币贬值速度和程度的行为就像在玩一把上膛的枪。一年前,全球一些最大也最高调的对冲基金老板宣称人民币即将崩盘,包括凯尔•巴斯(Kyle Bass)、大卫•泰珀(David Tepper)和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虽然人民币在2016年下滑了约6%,但是并没有达到投资大佬们预计的程度。

中国政府会利用非市场机制来减缓人民币的贬值势头。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中国在2016年11月突然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对外投资和并购。但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行动将损害一个更大的经济任务:推动中国工业和科技基础升级换代的需要。后者要求投入巨额美元资金收购美欧科技公司,例如中国最近就收购了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及美国半导体公司Omnivision。

对中国投资者和收购者来说,不仅中国在更严格地控制美元资金流出,而且美国也对中国买家在美国及全球的收购表现出了更大的敌意。任何稍具规模的交易都需要经过跨部门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的国家安全审查。

而该委员会行事隐秘。最近几个月,它否决了很多中国投资,从圣地亚哥一家酒店到荷兰LED灯泡制造商以及更明确处于高科技行业(包括半导体设计和制造业)的美欧公司。一旦特朗普上台,该委员会很有可能会变本加厉。

与多数双边关系紧张的领域不同,中国无法在这个领域以牙还牙。中国已全面禁止美国公司——实际上是所有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经济多个行业,从互联网和电商等科技行业到电影、香烟和炼铁等没有危险的行业。因此,就目前来说,在美国加大力度阻止中国投资交易缔结之际,中国在默默地强压怒火。

中国或许需要重整旗鼓,开始投入这场漫长的游戏。这意味着更多地投资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科技公司,特别是在硅谷,并寄望一些投资会带来巨额回报。这些风险投资一般不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日益收紧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希望快速完成大手笔投资,但今后他们将经常无法做到这一点。

2017年中美政治和军事关系将更趋紧张,但讽刺的是,赴美旅游、买房或留学的中国人数量将创下新纪录,同时也将花费得比往年更多。中国对于所有美国东西的热爱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干净的空气、高科技、一流大学、相对廉价的住房以及购物。

如果非正式的在线调查可信的话,普通中国人似乎喜欢并钦佩特朗普,尤其赞赏他的商业智慧。可以理解,习近平对这位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的看法可能会更为苛刻。习近平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以及国内的派系反对。他可能套用以前的致力于与中国展开建设性合作的美国领导人模式来看待特朗普。然而,他可能要面对一位不可预测、心怀不满且不可信赖的对手。

 

本文作者是中国首创(China First Capital)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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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迫切的养老需求 — 财经杂志

May 17th, 2017 Comment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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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致死性疾病——今天至少已有950万患者,每年接近100万的新增确诊病例,并且年新增病例数呈逐年迅速递增的趋势,预计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

更让人忧心的是,阿尔兹海默症也是中国目前主要疾病中病人数和已有特殊医疗护理能力差距最为悬殊的。

美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人数大约为中国的一半,全美的阿尔兹海默症特别护理中心已至少有73000张床位,而中国还不到200张。在美国,这一特别护理已经是一个超过2500亿美元的巨型市场,而在中国还几乎一片空白。

中国的医疗体系自建国以来已经有了非常惊人的进步,在治疗心脑血管、癌症等急重症和防控肝炎、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不到45岁增长到2016年的超过76岁。

如今,中国在阿尔兹海默症领域与发达国家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原因并不难理解, 毕竟尚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目前首要任务仍然是让每一个中国人能看上病,这里的“ 病”通常是指那些有明确病因和治疗手段的病症。如阿尔兹海默症和自闭症此类尚无法“ 药到病除”的疾病,政府资源有限,尚无法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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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病人口将超过4500万。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该病症可能将迅速成为对中国人和中国家庭影响最大的一种疾病。

照顾患者的花费总额无法确切估测,但毫无疑问,阿尔兹海默症已然是美国最“ 昂贵”的疾病。美国政府目前通过国家医保体系和税收体系负担了超过一半的费用,以此计算,随着对未来20年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总数将要翻番的预期,美国政府在该病的医疗和护理上的花费支出将超过军事预算,成为政府预算中数额最大的一项。

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护理很有可能采取与美国不完全相同的政策和路径,因为中国患者可能会在确诊后仍选择长时间在家里生活由家人照顾,而非进入专业的护理机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阿尔兹海默症极为特殊的病程的进展,会使家人的护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并且非专业的护理常常会造成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

匮乏专业照管该病患者的医生、护士和护理机构的情况,已经成为在各个方面迅速“赶英超美”的中国的一个“尴尬”。

 

无药可治的病

在传统中国,阿尔兹海默症并不被视为一种需要诊断和治疗的疾病,而只是在极少数有幸活到高龄的老人中偶尔出现的不可避免的自然衰老现象。这也是该病一直被大众称为“老年痴呆症”的原因。所幸,2012年,央视呼吁为该病正名,改称“阿尔兹海默症”,终于停止使用那个暗含贬义的称呼。欧美的历史上,该病在大众心目中也经历了从衰老现象到疾病的认识过程,观念的转变大大促进了政府和医疗体系对该病的关注和研究,各种公办、民办的专业护理机构随之建立,患者得到了更充分的理解和更好的照顾。

阿尔兹海默症可能是物质、医疗卫生水平和平均寿命迅速增长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副产品”。感谢现代医疗,很多以前必死无疑的疾病现在都有了治愈或缓解的手段,人们可以活得更久。而没有料到的是,正是“活得更久”给了残忍的阿尔兹海默症最合适的舞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像中国一样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30年的增长超过了以前3000年的增长总和。目前中国仍然是平均寿命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香港最近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

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钝刀割肉一样缓慢而残忍地杀害每一个患者。让全球医学界和药企颇为尴尬的是,至今尚未有任何一种药物或治疗手段可以减缓该病病程,遑论治愈。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老年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几率越高。美国的统计数据是75岁—85岁的人群中约有17%会患上阿尔兹海默症,85岁以上的人群患病几率高达30%。

最近有一个颇引人注意的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晚年患病几率越低,或是发病时间越晚。大脑似乎确实是“越用越灵”,你越是拿复杂的任务训练它,你就离阿尔兹海默症越远。

可能是因为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简单,更一成不变,大脑缺乏经常的“刺激”。统计数据显示,“村里人”比“城里人”更易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中国有接近6亿的乡村常住人口,城镇人口比例远低于欧美,这可能意味着在超过80岁的老龄人口中,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病比例要高于欧美和亚洲那些城镇化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

尽管全世界医疗研究机构和制药商已花费成百上千亿美元用于该症相关的治疗手段和药物的研发,但遗憾的是,20年前大家信心满满的“马上”就会出现的根治方法迟迟为现。2002年以来,在欧美共有244种相关药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只有一种药物最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虽然该药物只在短期有一定的疗效。

 

建立护理体系

中国人口平均寿命迅速提高使得阿尔兹海默症突然成为重大问题,确实搞得大家有些措手不及。中国如何能够迅速建立与世界同步的阿尔兹海默症专业护理体系?

虽然尚未有治疗药物出现,医学界对阿尔兹海默症的了解已越来越深入。过去十年,欧美的医护体系发展并总结出整套的护理方案:医生和护理人员通过心理干预、训练记忆力和行动能力的特殊仪器、一对一的咨询和护理,以及随着疾病进程相应改变患者的日常生活设施和环境等手段,大大减缓了该病患者各种疾病表征的发展进程,使患者在保持一定生活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延长寿命。

这一努力颇有成效,欧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确诊后的生存预期已能达到8年—10年,这是30年前的两倍。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随着病程的发展,该症患者在最后的几年通常都需要专业的护理。因为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记忆力也几乎消失殆尽,晚期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日常生活通常十分困难,在最后的几个月,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专业护理。患者的免疫力也会逐渐减弱。更糟糕的是,患者的很多基本生存功能,比如呼吸、吞咽和消化,都会逐渐丧失。营养不良常常是造成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通常,患者的最后几个星期会在特别的临终关怀机构度过,尽可能使患者安然的、有尊严的死去。讲起来,这也是中国医疗和养老产业空缺的一个版块。

现在,手头渐渐宽裕一些的中国人最不心疼花钱的地方就是孩子的教育,往往是六个大人倾尽全力养一个小孩。但是随着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当越来越多老人步入80岁的门槛,那时他们的孙辈也已开始工作,全家人的支出会进一步在老人和小孩之间平衡。高质量的专业的护理服务会首先在中高收入家庭中从“需求”转化为“消费”。

在欧美,每年每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看护费用高达6万美元,这个数字在患者生命的最后两年通常要更高。欧美已有十多家阿尔兹海默症的专业护理机构和诊所在资本市场上市,而在中国,该数字是零。

在阿尔兹海默症特殊护理这个国内的公司尚未涉足的领域,国外的和尚已经来念经了。一家法国上市公司欧葆庭正全速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建立阿尔兹海默症专业护理中心,去年在南京建立了第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特别护理中心,共有140张床位,其中有22张床位特别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设置,并帮助北京和悦家国际颐养社区建立一个特殊老人的养护体系。欧葆庭是世界范围阿尔兹海默症日常护理方面的一流专业机构,在欧洲已建有775家护理中心和诊所,去年的收入有28亿欧元。

无关文化和种族,阿尔兹海默症对患者的影响是“一视同仁”的。尚没有任何方式可以重建患者的记忆或是暂缓病程的发展,各种辅助手段可以实现的最理想的结果只是处理和控制该病导致的一些表征病情,并尽可能延长患者的行动能力。其中,最通常使用的手段是保持患者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活跃。一种叫做“psychomotricity”的辅助治疗手段,可以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大脑中行动和认知的联系。

有效的辅助治疗不仅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对患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维持他们的病后生活质量:更愿意沟通,更自信,更有满足感。

欧葆庭“因地制宜”地开发了一些针对中国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辅助治疗手段。比如,患者在病程的晚期会逐渐丧失行动能力,但是手指的动作能力往往是最后才会失去的,而“包饺子”差不多是每个中国老人都熟悉的手指动作,南京的护理中心为此设立了特殊的厨房,经常通过协助患病老人包饺子来训练手指动作,并且可以成功完成一件事情也会给患者带来其十分需要的满足感。

另外,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会先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但是久远的记忆通常可以保留到病程的较后阶段。在一间摆满了中国50、60年代特有的老物件的“记忆房”,护理人员发现患病老人在摆弄老物件的时候,会获得难得的心理平静。

 

中国可以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和犯过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更一步到位地建立起阿尔兹海默症的护理体系。这其中不仅仅是专门的全天护理中心,还包括居家护理、日护理和短期护理中心。

对于那些选择在家里居住的患者,家人可以在白天把他们送到日护理中心,使他们有更多交流、互动的机会,有利于保持大脑的功能和活力,晚上将其接回家,使患者可以在最熟悉最安心的环境休息、睡眠。因为长期护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确实是一件十分劳心劳力的事情,家人们无疑需要短暂的抽离和休息,这时可以将患者送至短期护理中心,家人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个无忧的假期。

居家护理行业正在西方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增速最快、新增就业机会最多的行业。有数据表明,在专业的居家护理人员的照顾下,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目前在中国,居家护理行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发展前景也非常可观。

专业的护理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生命得到延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的患者本人。其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即便不讲国家和家庭的照管责任,大力发展阿尔兹海默症的特别护理也是一件经济收益颇为可观的事情。

政府的作用

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提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或其他政策手段,吸引更多在阿尔兹海默症的护理和相应人员培训方面的投资。”在这个会关系到千万家庭上亿中国人的领域,各级政府应该起到政策制定、规范管理和协调组织的重要角色。在中国的乡村,因为统计数据显示农民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并且其支出能力更弱,这时政府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政府的角色不仅仅是在社会保障层面建立更完善和透明的阿尔兹海默症确诊和后续护理费用报销机制,更重要的是在税收和财政扶持等政策制定层面,引导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在监督管理和惩罚违规等行政执行层面规范这个市场,扶持建立可以让中国的老人安心养老的养老机构。

这些机构也会帮助政府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护理工作要由人来完成,无法用机器取代,因为护理更重要的在于与患者的沟通和理解。在工业升级,自动化生产线和人工智能导致大批产业工人和某些领域的白领人员失业的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护理中心可以为各个教育水平的劳动人员提供长期的、稳定的工作。

过去几年,“养老”确实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养老产业”吸引了国企民企大举投资。但是让我们不无遗憾的是,养老产业的确是大规模的商“场”,但如何挖掘其中的商“机”,大家似乎都有些跑偏。“养老产业”目前大多被搞成了“养老地产”,重点在“地产”,“养老”只是其地产实质的修饰词。真正的养老项目并不多,更遑论专业地照顾那些最需要专业护理的患有老年性疾病,比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综合征、严重的关节炎、中风后遗症等的老人护理机构。

确实,表面来看,阿尔兹海默症特别护理中心的回报率确实不如房地产、儿童教育等火爆行业丰厚。但是,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阿尔兹海默症专业护理领域最大的市场,因为这里有最多的患病人口和最大的需求,这其中蕴藏的巨大商业机遇不言而喻。

况且,如同环境保护领域,回报率不应是现代社会唯一的目标,为无可避免的越来越多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提供专业的护理,让他们在漫长的人生的最后阶段可以走得更从容更体面,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为 China First Capital(中国首创)董事长和 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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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手机: 意外的故事 — 财经杂志

December 2nd, 2016 Comment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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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6年以来,国内多数互联网手机品牌都面临着倒闭或是出售的危机,而沉默了一年时间的一加手机却悄悄盈利了。

成立三年,一加的故事始终存在两个版本,轻蔑和意外并存。有人认为它年销量仅200万-300万部,其中三分之二左右在海外,国内市场销量在中国一年约4亿部的智能机总量中基本不值一提;有人则赞叹一加在国际市场建立起的品牌声势,受到国外一众高端、极客人士的热捧。

“在美国其实很难看到有一个中国品牌的产品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和认可。”美国著名科技产品测评家Walt Mossberg(业内人称“莫博士”)说,“这是最有硅谷味的中国公司。”

在中国智能手机历史上,与一加同时期诞生的还有努比亚、IUNI、荣耀和ZUK等。它们有着相似的创立背景,都是传统手机厂商应对互联网冲击时紧急催生的婴儿。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华为的荣耀最成功,2013年底诞生后第二年销售额迅速达到24亿美元,之后又于2015年10月提前完成全年50亿美元的销售目标。对比之下,金立的IUNI已经关闭。

除上述传统厂商孵化的互联网品牌外,锤子、小辣椒、大可乐等也都是受到小米模式启发创立,如今大可乐已经倒闭,而魅族和锤子陷入巨额亏损的泥淖中。一位前金立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在互联网手机最高峰,深圳至少有1000家注册手机企业,如今已大多不见踪影。荣耀几乎成为众厂商学习小米模式后,唯一冲出来的手机品牌。

一加手机没有荣耀那么闪耀的销售业绩,一年出货量不足300万部,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华为和荣耀更多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而一加更为独立,其与OPPO有着同样的控股股东——广东欧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但是,OPPO并未对一加持股,也不参与一加的实际运营策略。

一加继承了OPPO的产品和管理理念,背靠OPPO强大的供应链,这是它得以在红海中存活、长大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一加所走的每一步都异于他人。

多数互联网手机品牌是先做ROM后做硬件,先做国内后做海外,先做线上再扩展线下,而一加的路径则完全相反。同时,它讲成了令不少中国手机企业羡慕的品牌和海外故事,甚至为中国公司出海提供了一款别致的样本。据《财经》记者了解,一加手机已经在2016年四季度实现盈利。

“我们从来没想过大赢。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不要去学小米,你不是雷军,你怎么学也学不会。”一加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作虎告诉《财经》记者,一加的一切源于产品。“如果一加突然死了,那一定是产品出了问题。”刘作虎说。

活下去

“我们跟OPPO在市场上其实是竞争关系。大家会说华为荣耀,但不会说OPPO一加”

一加的成立只用了一顿饭的时间。2013年8月18日,一席OPPO中高层在深圳欢乐海岸的俏江南餐厅里聚餐。这场饭局过后,包括张璇在内的五名OPPO老员工办好了离职手续。

一起吃饭的还有OPPO控股股东广东欧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原OPPO副总裁刘作虎等十余人。吃饭间隙,一位欧加董事会成员突然提议:“要不张璇,你来做这个新品牌的产品。”受到小米冲击,董事会正决意试水互联网。“我吃着吃着突然就愣住了。”张璇对《财经》记者回忆,这件事对于OPPO大部分员工来说毫无预兆。

张璇现任一加产品总监,和他一同在2013年8月18日饭局上接受任命的还有——负责研发的刘丰硕、负责国内营销的胡亮等。次日,负责海外营销的裴宇也离职OPPO加入一加团队,再加上创始人刘作虎,七个人组成一加最早期的创业团队。

小米是互联网手机的鼻祖,它开创的互联网模式的核心教义——低价格、高性价比、无品牌溢价。一加向小米学会了在网上卖手机,但是不认同其不赚钱卖硬件的商业逻辑。

相较大多数互联网手机,一加的定价高,一加1、2、3的定价分别为1999.99元、1999元和2499元。一加营销总监裴宇对《财经》记者说:“我们硬件从来都是赚钱的,这是我们的态度。”

刘作虎向《财经》记者表示,线上缺乏一个真正的高端品牌,当时大家觉得在网上买就是为了便宜,但是电商不意味着便宜和性价比,1999元可以为你带来更好的产品,他看到了这个价格空白和机会。他强调,一加明年还要涨价。

如果说一加作为独立公司成就了刘作虎个人创业的愿景和野心,那么创立新品牌试水互联网则更多源于弥漫在2013年中国传统手机厂商中的危机感。

2013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正处于加速变革期,一二线城市智能机换机潮在这一年达到高峰。市场研究和咨询机构Gartner发布报告称,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首次超过功能机销量,共计售出9.68亿部,而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增速达到86.3%。与技术迭代相伴的是,中国电商渠道崛起,以线上销售起家的小米,2013年出货量首次突破1000万门槛达到1870万部,较上年增长160%,一时风光无限。

互联网模式风起云涌,与之对应的传统厂商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中,纷纷成立互联网子品牌或创立子公司开拓线上。

最早做出尝试的是中兴,它于2012年10月31日创立努比亚。这一风潮在2013年底达到顶点,11月15日金立推出IUNI,12月16日华为推出荣耀,12月17日刘作虎宣布一加成立。联想的ZUK于2015年5月28日最后一个推出。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三季度OPPO出货量2010万部,较去年同比增长106%,登顶销量榜首。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认为,2016年OPPO的市场表现和三四线城市的换机潮有关,而这正是OPPO的布局优势所在。

但对于享受三四线城市的线下销售红利,OPPO并未提前预知,这一销售业绩更没能缓解它几年前在面对线上渠道异军突起时的强烈恐慌。“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它下单都是战战兢兢的。”刘作虎说。

成立之初,一加一直极力撇清和OPPO的关系。刘作虎曾多次公开强调一加并非OPPO子品牌,完全独立运营。刘作虎表示,在体制内创新,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同时也不利于团队心态。一位一加早期员工对《财经》记者说:“它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做一个国际化的很酷的科技公司。”

一加的运营主体是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万普拉斯是一加英文名Oneplus的中文音译。一加和OPPO拥有共同的控股股东——广东欧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广东欧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OPPO并未对一加持股。

欧加董事会为一加提供资金支持指的是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之后一加资金自行运转,董事会未持续输血。成立三年,一加第一年和第三年盈利,第二年基本持平。

“我们跟OPPO其实在市场上是竞争关系。”一位一加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对比荣耀,其在市场营销上最核心的是他们透支华为的品牌影响力,但是一加和OPPO区分得很清楚。大家会说华为荣耀,但是不会说OPPO一加。

除了财务投资外,OPPO对一加最大的扶持在于供应链。刘作虎对《财经》记者表示,一加的供应链和OPPO是共用的。

2016年手机供应链资源紧缺,供应端资源大幅向大厂商聚拢,小厂商生存压力倍增。供应链资源紧张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场对2016年手机销售情况的错误预估,实际需求增长高于预期。

江元集团深圳市隆科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青告诉《财经》记者,2016年手机供应链主要缺货的是内存和屏幕,供应链厂家会优先供货给一线厂商如华为、OPPO和vivo,资源紧张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本涨价,但是对于二三线品牌,资源紧张的直接影响就是拿不到货。

“当上游供应链的资源很丰富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讲压力就不是太大,一旦上游的供应链缺货,就会选我供谁不供谁,我肯定保留我认为有前途的,如果我看不上你,你的货都拿不到。”智能手机创业公司小辣椒创始人王晓雁对《财经》记者说。

在行业集中化的趋势下,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认为,每年1000万部出货量成为中国手机品牌的分水岭,核心原因是没有足够大的体量,品牌在供应端话语权弱。“今天的手机行业很残酷就在这,你必须要做到有能力面对一个千万级甚至上亿的用户,否则其实你没法生存。”一位小米员工告诉《财经》记者。

“要么就像一加一样,供应链体系都是和OPPO共享,否则正常研发一部手机,你要是想做得不错,研发成本至少在5000万元往上,这是非常夸张的,不是一个小厂商能轻易玩的游戏。”一位魅族员工对《财经》记者说。

《财经》记者实地考察位于东莞的OPPO手机工厂,该工厂共有四个车间,一个月能生产500万-600万部手机,运营成本为60万-70万元/月。工厂共6000余名员工,其中1000名是一加手机的生产工人,他们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该工厂由OPPO自建,一加是从OPPO手上租来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全部由OPPO先发放,之后一加再同OPPO结算。

目前一加手机的生产流水线,每小时能生产125部手机,一条生产线有24名员工。包括测试,生产一部一加手机需要23道工序。

一位资深手机界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一加X的尾货最后是OPPO帮一加清理的,清理方式是OPPO出了A30手机。

“他们的存在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可以理解为董事会对线上的学习和试水,我们现在线上没多少量,第二个海外市场它确实口碑很好。”一位接近OPPO的人士说,“但一加竟然在竞争这么激烈的2016年实现盈利了。”

没有OPPO供应链的支持,一加的故事讲不下去,其他人更学不来。但这并不是一加能够活下来的全部原因。“OPPO的确给了我们供应链的支持,但一加一直在为活下去做着艰难的努力,而这是谈论一加更有意义更值得去关注的地方。”一位一加员工说。

刘作虎的本分

刘作虎认为一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于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本分——这也是OPPO的企业文化

刘作虎最近一次发火是在一个礼拜一的例会上,他发现一款团队新开发的软件,在座高管都没有用过,一时间火冒三丈。他告诉自己要忍住、要忍住,最后终于还是失败了。刘作虎拍响了桌子。

“其他的我都能够饶恕,但是跟产品相关的这种事情,我绝对不允许出现。” 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天,刘作虎说起这件事还是不太高兴。

一位已经离职的一加营销部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大多数时候刘作虎都很随性,甚至穿着拖鞋上班,没有任何领导的感觉,更像一个产品经理,但是一旦你犯了他不能容忍的错误,后果会非常恐怖。

所谓“不能容忍”指的是——很低级、很丢人,或者说没有逼格。比如他会亲自检查自己的每一条微博,曾多次因为一个错别字或者图片分辨率不够,怒不可遏地冲进营销部大发雷霆。

“Pete(刘作虎)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好的老板,他是一个充满瑕疵但是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会有很多明显的性格缺点,比方发火、说脏话,他从来不掩饰他的缺点,是一个情绪写在脸上的人。”张璇这样评价他的老板。

刘作虎41岁,看上去容光焕发,他的脸上常年挂着一丝微笑。他自己说,“微笑”不一定是因为开心,而更多是出于习惯。他自称性格内向,很多时候不愿意在公众前露面,他自嘲不擅长说精炼的漂亮的话,他向员工传递理念的方式就是和员工泡在一起反复地说案例。“理解了没有?没理解,下次再跟你聊,慢慢就理解了。”他说。

1998年刘作虎从浙大毕业后就加入步步高集团,从最基层的技术人员做起,15年在步步高严格的管理体系中一路上行,他离开OPPO时的最高职位是OPPO副总裁。

这是一个从传统企业长出来的人,OPPO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身体里,他觉得这是自己最大的财富。即使成立一加,在作每一个重要决策时他都会以OPPO的企业理念来衡量自己,比如是否本分,比如是否隔绝外界压力坚持做正确的事。刘作虎告诉《财经》记者,董事会一般不干预一加的管理,他每次见到陈明永聊的都是本分、专注等OPPO文化。

刘作虎职业生涯中的飞跃期,在他带领团队在北美市场做OPPO蓝光播放机,其团队拿下多项影音大奖,获得一部分北美顶级发烧友的追捧。这段经历为他带来声名大噪,也形成了他做产品的一贯风格——对硬件极度坚持、品牌小众、主打高端消费群体。

产品是刘作虎的底线,也是追求。“我们实验室有很多要求是很变态的,那绝对是行业里面要求最高的。绝对的,一般话不能说绝对,但是这个我们敢说绝对。”坐在办公室,刘作虎自信地说。他拿一加的跌落实验举例,称跌落高度刚从1.8米上调到2.5米。

“他是一个对审美高度较真的人。”一位一加早期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刘作虎的办公室面朝大海,大幅的落地窗配上纯白色主色调,点缀有黑、红色桌椅和几束百合。这是刘作虎喜欢的北欧风格,以极简著称,这种审美和逼格被刘作虎一再强调,并向员工反复灌输。他坚持要将逼格融入产品。

不过他极少在办公室工作,大多数时间坐在开放的员工区,和研发部门同事泡在一起。“他特别愿意和研发的人宅在一块,他对自己的东西有种类似恋物癖的感觉,觉得这个手机是我刘作虎带着一加这个公司做出来的,所以我要明白里面的每一个原理、每一个细节。”上述一加离职员工说。

刘作虎对细节的挑剔经常被拿来和罗永浩对比,甚至有人提议称,一加和锤子应该合并。一加3投模的前一晚,刘作虎不满意手机弧度,为了调整1毫米把产品上市时间延迟了一个月。与之对应的是,老罗要求整个手机是完美的长方体,为了追求好看,锤子T2甚至去掉了天线信号条。

但是刘作虎认为,自己和老罗的审美有差异,相比老罗喜欢拟物的形态,刘作虎更喜欢简单、干净的北欧风。还有一点是,刘作虎在安全上更保守。比如一加手机的电能量密度到现在还是540Wh/L,2015年上市的荣耀7就已经达到600Wh/L。

他为这种保守的世界观感到骄傲,多次开会做企业SWOT分析时告诉团队,一加最大的优势就是对OPPO企业文化的沿袭,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本分”。

一个刘作虎经常拿来讲的例子是,一个美国客户找OPPO做DVD合作商,一次性下100万订单,OPPO商议单量太大最终拒绝,而冒险接单的另一家中国企业倒闭。“你不能说我把身家性命赌进去,我们没有那种赌徒的心态。”

一加1问世后市场反响好过预期,特别是海外市场意外火爆。根据一加公布的数据,一加1第一年全球出货超过150万部,其中海外市场占据60%,而小米第一年出货也只有30万部。

发布之初一加只备了5万部货,看到市场反馈不错,刘作虎马上追加了100万部,之后销售情况有所下滑,又一下减到30万台。“那个纯粹是拍脑袋。”刘作虎说。但是他不后悔下单太少。

“我们一直这样思考问题——你作一个决策,如果这个决策失误了,这个企业还存不存在?是不是还能健康地活着?”但事实是——一加3问世,刘作虎备货不到100万部,加上供应链紧张,再次导致今年供不应求。

2015年是一加压力最大的一年,一加2和一加X的失败,公司内部反复反思。2015年11月23日,刘作虎发布题为《聚焦,再出发》的内部邮件,反思一加这一年遇到的各种困难,称核心问题是不够聚焦。

刘作虎认为这两款产品的失败就是自己不够“本分”。其一是产品定位不本分,一加做了一款X系列,定价1499元,比旗舰机低,市场反馈不佳,最后一加砍掉了该系列,并于2016年6月宣布一加一年只推出一款旗舰机,聚焦中高端产品;其二是渠道不本分,一加1反馈不错随即一加开始扩展线下,最后导致产品定价纠结、入不敷出,挣扎几个月后,刘作虎关闭了已经开出的45家线下店,专注线上。“我就是要做线上精品。”他说。

刘作虎称,这样做是为了让一加更加简单、专注。线上和线下有天然的矛盾,线下存在渠道成本,如果按线上定价2500元,线下利润就少;如果按线下定价3000元,一加的线上就很有可能失守;如果取中间值定价2800元,线上觉得太贵,线下也不够渠道费用。“在线上我是高端里面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刘作虎说,“但你又想兼顾线上又想兼顾线下,最后两面不讨好。”

深耕线上高端和海外精英,成立三年,一加的每一步都异于他人。

意外的海外成功

海外市场的走红是刘作虎不小心擦出的火花,但却成为一加最大的增值

三年的企业成长史中,一加在刘作虎的控制中小心翼翼地活着。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一加始终不温不火,没有翻船,也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一加海外则不同。

一加进入海外的方式比在中国大胆、激进得多。海外最初的口号是“旗舰杀手”,同时使用了邀请码的方式。在国内,一加相对保守,口号是——“安静的美男子”。

为了迅速在海外造出声势,一加策划了一场“粉碎过去”(Smashthe Past)的营销活动。游戏规则是:用户报名,一加从报名者中选出100名,这100名消费者录制将旧手机彻底粉碎的视频上传,就可以一美元换一部一加手机。但是活动开始后情势立马失控,很多人没有看清游戏规则,还没有被选中就先把手机砸了。

一加的知名度迅速在海外扩散,刘作虎坚持的产品理念得到极客圈的认可,甚至成为硅谷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在美国其实很难看到有一个中国品牌的产品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和认可。”Walt Mossberg说。此外,《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福布斯》等众多国际媒体也都撰文分析一加,这些都是一加始料未及的。

一加海外的负责人裴宇,今年27岁,北京出生,纽约生活两年,之后在瑞典长大,具有多元化的成长背景,他23岁时在OPPO建立起第一支外籍团队,之后一加的海外营销由他全权负责。他相当于一加在海外的代言人,由于负责全球团队,裴宇40%的时间都在深圳以外出差。一位裴宇的好友告诉《财经》记者,即使在深圳,裴宇也住在Airbnb,所有的随身物品不过两个行李箱——一个托运箱、一个登机箱。

裴宇告诉《财经》记者,一加最初想把主战场放在国内,海外市场只是当作实验品,加上没有钱,所以才会使用这么激烈的方式以获得关注度。“一开始国外就是一个颠覆者的形象,很酷的颠覆者的形象。”他说。

除了营销迅速抓住海外用户眼球之外,一加海外市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初选择和CM(CyanogenMod)合作,而其国内用的是Color OS。其实选择CM很大程度是因为一加经费有限,还没有做自己的ROM,而CM最接近原生安卓,更容易被海外用户接受。

不过后因CM与Micromax签署排他协议,一加与CM终止合作,一加推出了自己的ROM——氧OS和氢OS——前者面向海外,后者面向国内。刘作虎告诉《财经》记者,目前两个ROM已经合并,只是桌面不同。

对比一加在国内的表现,一加于2013年12月宣布成立,事实上错过了中国互联网手机发展的最佳机遇。刘作虎认为,小米能够在国内迅速取得成功的核心是时机,其定价具有独特性,能够迅速掌握口碑,传播成本也比现在低很多,但是一加在海外恰好撞上了对的时间点和机遇。

进入海外,一加的价格档位在苹果、三星之下,而1500-2500元这个价位刚好是欧美市场的一个空白区,一加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安卓高端手机。

在芬兰,一加与电信运营商ELISA合作,自一加3上市起连续3个月销售全渠道排名第一。“芬兰是诺基亚的故乡,芬兰人依然对诺基亚有着很深的感情,当一个保守的国家向OnePlus敞开了怀抱,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舞。”一位一加员工说。

大多数中国品牌进入印度时,因印度消费能力弱,选择以低端产品进入,但是一加仍然以高端旗舰机进入,例如一加3在印度的最新售价是27999卢比(折合人民币2800元人民币),而印度是一加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其实就是不小心风吹到你该吹去的地方。”裴宇说。

“在我看来很多事情是必然形成的,我在很多年前做蓝光的时候,我给内部人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个体系做海外能做成,很少有品牌可以做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海外的、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刘作虎说。

一位一加产品部员工对《财经》记者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锤子不做海外,他认为海外用户更容易为好的设计买单。罗永浩曾告诉《财经》记者,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裴宇这样的人。

现在,一加已经进入33个海外国家及地区,其海外市场销量占总销量的60%-70%。

和最初把海外当作试验田不同,一加调整了自己的市场策略。其一,一加把海外和国内两个营销团队合并成一个,全部由裴宇负责;其二,一加的市场重心从中国转移到海外。“看整体的话,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在印度和欧洲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稍微好一点,中国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裴宇说。

“中国的问题是没有质量高、品牌时尚的安卓手机,但是你可以说美国人是支持一加的,认为一加是‘The Apple of Android’。”中国首创董事长Peter Fuhrman告诉《财经》记者,这是一加最大的成功之处。

美团大众点评CEO王兴曾多次公开表示,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三大路径分别是高科技、“互联网+”和国际化。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之一,在此过程中,一加或可成为一款别致的样本。

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一位负责海外业务的手机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即使是海外,一加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只是集中在一个小圈子内,难以成为大众品牌。

2013年到2016年,是手机行业风云激荡的三年,从两年前的互联网思维到如今的线下为王,新品牌大量涌现,失败者黯然出局。

刘作虎表示,一加犯过很多错误,比如做线下,比如快速扩张,但现在一加的定位很清楚,就是做一个线上的精品。“我们才三年,担心什么?”他说。

2016年11月29日,沉默了半年的一加发布新品3T手机,其官网Logo是:一部旗舰的渴望与想象。

 

(本文首刊于2016年11月2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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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创业王眼里的下一个大机会 –财经杂志采访

October 31st, 2016 Comment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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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Gross

硅谷创业王眼里的下一个大机会

Peter Fuhrman 王岩松 /

 

创业是一件失败率极高的事情,只有极少数的创业者成功建立了一家超过10亿美元市值的独角兽高科技企业。Elon Musk已经创立了三家,雷军目前有两家。硅谷传奇人物Bill Gross已经创立并成功实现资本获利退出了七家此等规模的企业—eToys, Overture, Tickets.com, Netzero, Centra, Shopping.com和  Citysearch。

Gross创立并一直亲自管理的Idealab是美国最早的,大概也是目前最成功的孵化器之一。Idealab创立于1996年,当时38岁的Gross已经创立并成功出售了两家软件公司,他决定用其中的部分收益,以及一些他熟识的投资人对他的投资,来创立他自己的企业孵化器。

从创立之初,Idealab就选择了一条与加州的主流投资界完全不同的投资路径,Idealab创立的企业大多数来自于Gross自己的创意想法。Idealab为自己的初创企业提供约25万美元的初始资金,并为其聘用合适的CEO负责企业的运营和发展。Idealab有一整套全职团队负责为其初创公司在发展初期提供包括财务、法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初创公司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个公司的“看家本领”——技术和产品上。如果公司发展按照预期,Idealab会协助公司从外部的投资基金募集资金,位于硅谷的几家大型风险投资机构都是Idealab忠实的拥趸。

20年来,Gross创立了150多家公司,其中已有45家单独上市或被收购,成功实现资本退出,另外还有差不多数目的企业目前处在孵化和运营发展阶段。

Gross创立的超过10亿美元市值的独角兽企业中包括了很多超级成功电子商务和线上广告公司——Overture,发明了现在 Google 、百度等巨兽产生主要营收的pay-per-click商业模式,2003年被雅虎以16.3亿美元收购. Idealab最近还有两家公司与其他科技创新公司完成了合并,合并后的公司Twilio和Taboola现在也都成长为超过10亿美元的大家伙。这些年来,Gross还创立了多家最终成功出售给Google,eBay,AOL,AirBnB等行业巨头的科技公司。除了互联网,Gross还在清洁能源、机器人、在线教育、无线网络、3D打印、家庭医疗护理等领域创立了多家科技企业。

Gross很早以前就停止从外部融资了,一直以公司而非基金的方式在运作Idealab。Gross无论是在想法还是行动上都更像是一个亲力亲为的创业者,而非通常意义的风险投资家。

每当Idealab有项目成功退出,股东们都会得到不菲的分红,收益的其余部分留存在公司中为新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这样的安排很好地兼顾了股东利益和企业发展需求。Gross是Idealab的最大股东。他有着绝大多数技术公司创始人梦想中的创业环境——创立新公司的充沛想象力和热情,每年都可以适时创立若干家新公司,充足的创业资金和人才支持。

Gross在中学就开始了创业生涯, 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在过去的20多年间,Bill Gross经常早于大多数人敏锐地觉察到技术领域的新机遇。任何对前沿技术的发展方向、技术可以解决哪些“大”问题、如何孵化成功的创新企业,以及中国的创业创新大环境可以如何与加州的创新生态圈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等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来听听Bill Gross怎么说。

Peter Fuhrman  王岩松 |

China First Capital(中国首创)董事长和COO

 

过去的几年,无论是在老家美国还是世界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国,风险投资和孵化器都有了巨大增长。目前仍有很多资金在急迫地寻找值得投资的新想法。请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有哪些超级趋势是你认为将在未来35年改变世界的经济体系的?

好的,我可以很快向你解释这些问题。我们从人口增长开始。目前的预测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当前的74亿增长达97亿。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在环境、安全、信息等方面将面临的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我们须要科技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未来主要的挑战有哪些?我认为主要有六个方向。我是一名骨子里的工程师,所以请允许我给你列一个名单:

  1. 气候变化;
  2. 如何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可负担的医疗照顾,以及如何预防和阻断疫情的产生和全球蔓延;
  3. 食品安全,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提供最够的、安全的食物;
  4. 科技的受益人群和其他还没有享受到科技所能带来的福利的人群之间越来越扩大化的差距;
  5. 未来的工作形式和内容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如何确保人们拥有可以找到工作的适当技能;
  6. 互联网的未来,如何为每一位使用者提供足够好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

恐怕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些超级问题的人都志在拿诺贝尔奖而非创立科技公司。因此我想了解一下,在有关这些超级问题的哪些领域你认为有明确的商业机遇,哪些技术方向既有伟大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又有巨大的市场应用前景?

当然,你不会指望我把我的王国的大门钥匙直接交给你,把我们目前正在投入的领域向你全盘托出。但是,我可以与你分享一下我认为有巨大机会的几个领域,以及我们正在或期待有所创新的一些方向。再一次,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列一份名单:

  1. 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
  2. 水的净化和清洁能源;
  3. 新的教育模式,提高个人和群体的教育质量, 比如MOOCs;
  4. 农业技术,包括城市农业,在人口密集地区附近就近种植粮食;
  5. 高级机器学习,深度神经网络等,提供更好、更智能的数据和决策手段;
  6. 3D打印,使用金属和其他新型材料;
  7. 物联网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
  8. 家居智能化,联网家庭整体解决方案;
  9. 虚拟现实和新型人机交互技术;
  10. 新型交通工具,包括超级高铁,甚至飞行汽车;
  11. 太空新技术,包括更便宜的火箭发射,太空采矿和纳米卫星等;
  12. 有关上述所有领域的软件支持和网络信息安全。

尽管仍有很多机会可以使得初创公司仅仅花费少量的投资就可以迅速抢占市场并发展壮大,就像Idealab在过去20年一直在做的那样,但是在很多最前沿领域,即那些通常被称之为Moonshots的“疯狂”科技领域,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都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长期的孵化支持。当然,这些领域对成功的回报也是远远超出我们之前所能看到的。

 

几乎所有Idealab的十亿美元级别的退出都发生在互联网的孩童时代,包括CitysearchTickets.comeToysIPO,以及线上广告公司Overture的售出给雅虎。退出是越来越困难了吗?

IPOs确实是在减缓。现在在美国每年的IPO总数远少于我们刚开始Idealab的20年前。当时平均每年有超过300家企业在美国IPO,如今这个数目要少于100。今年看起来恐怕要成为美国IPO最少的一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在美国的高额上市费用和后续每年的维护费用,以及越来越重的监管压力。我们现在的退出更多是通过并购的方式,将我们的创新企业出售给更大的企业集团。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错。

我简单向你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三个通过并购退出的案例。这三家企业所属于不同的行业——移动电话安全,太阳能和机器人。我们创立了Authy来为客户提供简单有效的移动电话数据和交易安全。我们在去年将其与Twilio合并,已于今年夏天在纽交所上市,目前的市值超过40亿美元。

RayTracker是我们创立的一家太阳能领域的技术公司,其核心技术在于通过精确追踪太阳轨迹来调整太阳能板的转向,以达到提高发电量的效果。将太阳能变得更高效更便捷是我从中学就开始付诸实践的梦想。我们将RayTracker卖给了First Solar,美国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商。今天,像RayTracker这样的地面太阳追踪装置已经应用在美国超过90%的太阳能装备上,First Solar是市场的绝对领导者。

另外一个我想与你分享的我们近些年的退出案例有一点苦乐参半,因为我们或许过早地推出了一款当时的消费者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的产品。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接受甚至热爱此类产品了。过早地将一个新想法推向市场可能失败地比过晚地进入还要快。我们的公司叫Evolution Robotics,大概是市面上第一家设计家用扫地机器人的公司,我们既有硬件也有软件。我们开发了很多核心的新技术,包括视觉识别和空间地图标记等。我们将公司出售给一家竞争对手,iRobot,现在他们已经是该领域在全世界范围的绝对老大了。

 

我们可以聊一下Idealab目前还在运营管理的创新公司吗?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公司你认为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成长为10亿美元级别的企业?

我提到过我有一个一生的热情所在和追求是将清洁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变得更便宜、更高效。我们现在有两家公司,Edisun和Cool Energy,他们都有受到太阳能市场高度关注的核心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Edisun有发电和储能的全套解决方案,可以依据电网的需求向其输电。 Cool Energy采用200年前在苏格兰发明出来的斯特林发动机技术来捕获低温的废热,比如工厂里面的大型装备在运行时候的发热,将其转化为清洁电能。这套技术也可以利用废冷,比如LNG存储装置的巨型制冷系统,来发电。

Mark Andreesen,第一个商业互联网浏览器的发明人,现在是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曾经说过“软件正在把世界吃下”。他的意思是未来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需要更多更好的软件。我完全同意。这里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亟需的软件工程师从哪里来?我们已经创立了两家公司来教年轻人如何写软件,CodeSpark 和 Ucode。我们注意到尽管运营环境是全英文的,但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使用CodeSpark来学习如何写软件。我们须要尽快发布中文版本。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领域是收集和分析更多更好的移动电话数据,并将更精确的分析结果用于更高效的广告推广等领域。这完全有可能成为像让Google和百度赚大钱的“Pay-per-Click”线上广告技术一样,迎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盈利能力。在该领域我有比几乎所有人都长的历史。Overture,一家我创立并出售给雅虎的企业,正是此类定向线上广告技术的先行者。

 

在过去的20年,你已经成立了150多家公司,另外还有几百个新颖的想法。纵观历史,全世界范围的创业者中都极少有人能够创立如此多的公司,更不要讲媲美你的惊人的创业成功率了。从这些年的经验中你是否已经总结出了一些创业公司成功和失败的要因?

我相信初创公司是最有可能引领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商业管理形式。如果你可以以恰当的股权激励机制和正确的管理方式将合适的团队凝聚起来,你就打开了人类的潜力之门,他们可以给你无数的惊喜,使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但是如果初创公司的结构和逻辑是如此完美,那为什么还有如此高比例的初创公司以失败告终呢?

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无论是以投资人还是创业者身份的我都非常重要。要算创业失败次数,我大概可以独占鳌头。那些最终失败的企业在创立之初看起来都不错,资金和人才悉数到位,但还是失败了。每一次失败对创业者来说都是无比伤心的事情。因此,我希望通过对创业成功要素进行分析大概可以帮助我自己以及很多创业者降低失败几率。

我试着尽可能全方位地分析、归纳并解读大多数初创公司成功或失败的决定因素。我总结了5个主要的因素——创意,团队,执行力,商业模式和时机。

 

你创立的孵化器的名字是Idealab,我可以认为这表明你相信创意是最重要的因素吗?

我确实是曾经相信创意是决定一切的根本。我把我的公司命名为Idealab正是因为我尊崇并全力追寻那绝佳的创意突然蹦出——“Aha!”——醍醐灌顶的一刻。但是,我还是通过学习研究多家Idealab内和非Idealab企业的巨大成功和惨痛失败案例仔细审视了对初创公司起关键作用的那五个因素。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实话讲,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最重要的因素是时机。

时机大概以42%的权重比例决定了一个初创公司的生或死。团队和执行力排在重要性的第二位。新颖别致、与众不同的创意仅仅排在第三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创意不重要,只是没有那么重要,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

 

你提到创意恐怕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但是,在过去的三年里,如果以企业估值作为唯一衡量依据的话,最成功的创新企业是两家即时用车管理公司,优步和中国的滴滴。这是否可以作为好的创意可以颠覆旧市场并创造新市场的例证呢?

优步是2011年在旧金山成立的。毫无疑问这是一家让人惊叹的企业,有着绝佳的商业模式,高效的执行力度。但是,可以吸引大量私家车司机加入平台的完美的时机是其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的关键。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仍然在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中缓慢复苏。每个人都在寻求可以多赚些钱的机会。同时,智能手机的日渐普及也在硬件上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果人们还在依赖老旧的功能手机和电脑来上网的话,恐怕优步和滴滴都无从产生。

 

在运营了20Idealab后,加上之前的接近20年的独自创业和运营经历,你没有对这一切,压力、风险、创立公司的不确定性等,感到厌倦吗?对于你来说,肯定有更安逸的赚钱方式。

完全没有厌倦,事实是正好相反。我想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代,技术和创新已经渗透到每个领域的每个公司。如果我之前的20年主要的精力用于扶持创业者,那么我希望我未来的20年可以在全世界拓展技术发展的边界,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者为 China First Capital(中国首创)董事长和 COO,编辑: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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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四川)全球天使投资人国际峰会

October 15th, 2016 Comment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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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成功诠释技术创新可促进包容性发展 –中国日报评论

September 12th, 2016 Comments off

China Daily

评论:阿里巴巴成功诠释技术创新可促进包容性发展

来源:中国日报
2016-09-06
评论:阿里巴巴成功诠释技术创新可促进包容性发展
 

2016年9月3日,在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共同展示来自加拿大的龙虾。图片来源:新华社

杭州最近一次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是在740年前,那时南宋(1127-1279)定都于此,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本周的G20峰会让杭州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世界聚焦于杭州举世闻名的历史景点——西湖, 同时也聚焦于最负盛名的本土企业——阿里巴巴(全球最大的电商企业)。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马云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曾引以为豪地说过:“杭州 已经成为中国新经济的增长引擎。”他还建议出席G20的友人清晨五点去西子湖畔散步,感受一下杭州兼具古老和现代的美丽景致。

阿里巴巴改变了杭州,也改变了中国。然而,要 想充分理解这一变化,各国领导人理应走出杭州,移步看看那些中国最远、最小、最穷的农村地区。阿里巴巴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可能是最具变革意义的。那些仍然靠 种地为生、占中国总人口45%的农民家庭也享受到了网购带来的便利。在这一点上,阿里巴巴功不可没。

自从2014年在纽交所上市以来,阿里巴巴就宣布投资100亿元人民币实施“农村电商”计划,旨在帮助十多万农民在淘宝上完成他们的首次交易。

这一计划的重要性不容小觑。电子商务是目前中国农村地区改善生活最迅速、效果最持久的方式。通过线上交易,农民可以扩大销路,还能以更低的价格采购以前在农村采购不到的产品。另外,他们可以向中国数百万的城市消费者直销包装农产品和新鲜农产品。

我就是中国广大城市居民中的一员,总会从淘宝 上买一些来自农村家庭微商的食物。上周,我从网上买了四川的干辣椒,陕西的苹果醋,青海的枸杞和山东的干薯片。这些东西的品质都很好。不过,最让我感到欣 慰的,莫过于多亏了阿里巴巴,我的钱可以直接给到那些农民手里。为了能让自己和家人过更好的生活,他们一直在辛苦工作。反过来,这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

不同于美国的两大电商企业——亚马逊 (Amazon )和易趣(eBay),阿里巴巴不向每一笔淘宝交易收取任何的手续费。经济学家称之为“无摩擦贸易”,即无中介无佣金的直接交易。世界上所有农民的共同梦 想,就是有朝一日能直接销售产品,让辛苦的付出获得尽可能多的回报。

线上销售在中国农村的发展显著快于城市。最令人激动的是,这才刚刚开始。在未来,农民可以通过淘宝及其他网站购买种子,肥料和工具,这不仅能够节省大量成本,还有助于获得更好的收成。与此同时,海尔公司和京东商城也在积极开拓他们的农村业务。

阿里巴巴正在中国实施耗资近百亿元的“农村淘宝”战略。借此,农民可以获得线上交易的无偿指导。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企业能把电商如此成功地普及到小小村落里的千家万户。中国理应引以为豪,世界理应向其取经。

2016年是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各国领导人将就贸易、推动创新和消除贫困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我们理应充满期待。同时,阿里巴巴正忙于将其言语真正付诸行动。它为电商在中国农村的普及所做的贡献,很好地诠释了技术创新超越边界和惠及全民的特点。

关于作者:傅成(Peter Fuhrman),中国首创投资董事长

http://cn.chinadaily.com.cn/2016-09/06/content_26716230.htm

 

 

美国房地产投资负面清单 –财经杂志

July 12th, 2016 Comment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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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orf

中国投资人正在价位的高点大举收购美国房地产项目,他们会重演25年前日本在美投资的悲剧吗?

Peter·Fuhrman  王岩松 |文

美国本土最大的产业——房地产业中有越来越多的重量级投资人开始认定这个行业的历史正在重演。他们相信目前大量涌入的中国投资者会像25年前跑来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日本人一样狂热地买买买,然后,在可预见的未来,赔掉大部分身家。

当年,他们只是把大楼以浮夸的价格卖给头脑发热的日本人,然后以白菜价从没有得到预期回报又急需资金的日本人手中将大楼买回。一买一卖间,日本人损失而美国人获益——他们从中赚取了超过100亿美元。

现在,中国的投资人正像1988年至1993年间的日本人一样争先恐后地涌入美国购买房地产。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这些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多集中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三个区域,并且只投资一类地产——大型地标商业大楼和地标地块开发。他们在短时间内就将曼哈顿写字楼的价格推到创纪录的高点,均价超过1400美元每平方尺,约每平方米10万元人民币。

中国投资人到底已经在美国房地产领域花了多少钱?确切的数据不得而知。很多中国投资人并非使用正规渠道换来的美元进行投资。据美国顶级的亚洲研究机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最新调查称,他们估计2010年至2015年间中国投资人至少花费了1350亿美元在美国房地产。另有一些业内专家计算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人购买美国商业物业的总额增长超过400%。

中国人去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地产市场——纽约曼哈顿商业物业的最大买家。虽然中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一直占据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然而真实情况是,中国人“走出去”的时候,买不动产的花费远超过买公司的支出。

毫无疑问,今年中国人在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金额将会再创新高。中国人寿、中投、绿地、信达都已经公布它们在曼哈顿完成了巨额交易。

无论是中国的机构投资人还是个人,他们相信,人民币会进一步对美元贬值,现在将手中的人民币换成美国的物业是其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这笔投资最终会随着人民币的贬值而获利。

狂热的中国买家


“中国价格”在美国获得了新的定义。曾经,它意味着中国制造的产品要比本土制造至少便宜三分之一;现在,它意味着本土物业可以至少33%的溢价卖给中国买家。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员都陷入了狂热,他们极尽所能地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人。最大的几家地产中介商都在大量招聘会说普通话的人员,并为每个项目准备精美的中文资料,一些大型项目甚至首先展示给中国潜在买家。就像25年前的日本人一样,中国投资人已经获得了出手豪阔的江湖声誉——中国人愿意以超过其他外资买家25%,超过本土买家40%的价格购买任何标志性物业。

18个月以前,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安邦的名字。现在,他们是所有美国地产商的最理想交易方。去年,安邦保险支付20亿美元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卖方是鼎鼎大名的黑石集团,世界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地产投资机构。在美国投资界有一条金规铁律:如果卖方是黑石,那么买方一定是溢价交易了。

基于安邦的收购价格和华尔道夫目前的盈利水平计算,安邦的回报率极有可能低于2.5%。而美国本土的投资人对项目的回报率要求通常是这个数目的两倍,即超过5%。

安邦的盈利计划是将酒店的部分客房改成高级公寓。在公布了这个改造计划后,安邦不得不为酒店的工会员工支付1.49亿美元的“补偿”以得到他们的批准。这又是一个因不熟悉当地法规和行事惯例而造成额外损失的案例。曼哈顿区域的酒店员工工会是美国势力最强的工会之一。算上这笔费用,安邦本已不高的回报率恐怕又要降低一些了。

今年早些时候,黑石公布将旗下16家酒店打包以6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安邦。黑石在此公告发布的三个多月前才刚刚以60亿美元的价格将这些资产购入。安邦的董事长吴小晖将黑石的主席Steve Schwarzman——美国投资界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具传奇的人物之一,称为他的好朋友。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另外一家来自中国的保险公司,阳光保险,以平均200万美元每个房间的创纪录价格收购了曼哈顿的一家叫Baccarat的精品豪华酒店。这目前仍是美国酒店交易史上的最高单房价格。以该价格计算,阳光保险如果要实现4%的回报率,这家酒店的房费需要超过几乎美国任何一家酒店的平均房费。

纽约最著名的酒店,广场酒店(the Plaza),现在也在叫价出售。四年前买下该酒店的印度人正在面临破产危机。毫无疑问,他们也在尽其所能地寻找中国买家,我们已经看过他们的项目资料。在我们看来,大概只有疯子才会接受印度人7亿美元的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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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前车之鉴


美国市场普遍认为,中国人正在价位的高点大举收购。交易价格已经高到了无法用基本经济学原理解释的程度。

目前很多向中国买家展示的大楼的叫价已经是“负杠杆”的非正常价格,即大楼的租金回报率甚至低于抵押贷款的利率。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很像——日本人支付了如此高的收购价格,以致除了物业价格持续走强外,没有任何其他获利办法。而当时几乎没有美国本土投资人认为不动产价格会持续走强。这也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本土地产商急切地要把物业脱手给中国买家。

现如今,说服美国卖家公平对待中国买家是个不小的挑战,这不仅仅体现在交易价格的过分提价,关键的交易条款也往往会被卖方精明的律师“精心”设计一番。美国的房地产的法律法规非常复杂,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接了个“烫手山芋”。

如今的中国地产投资人确实貌似25年前的日本投资人,但两者也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投资人更理性、更慎重,更职业化地评估美国地产投资机会。同时,他们可以从过往日本投资者的惨痛失败中吸取经验。

25年前,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相信日本投资人蜂拥购买美国标志性物业证明了日本将很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现在看来,无节制收购美国物业正是压垮当年日本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本的本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跌幅超过70%,并且至今没有恢复。GDP骤减,工资下降。日本的银行,戴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体系的桂冠,纷纷陷入濒于破产的窘境,损失超过7000亿美元。为了阻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日本政府采取了大幅举债巨额投资的极端经济政策。日本是今天世界稳定经济体中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接近其GDP的2.5倍。25年来,日本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受推崇的经济体沦为最病入膏肓的经济体之一。

没有哪个交易比1989年包括12栋商业大厦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换手更能清楚地揭示日本人投资美国房地产时所犯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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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壮观楼群一直是世界最顶级的高端物业之一。1989年,三菱集团的上市地产公司三菱地产从洛克菲勒家族手中以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该处物业的大多数股权。当时,洛克菲勒家族急需现金,和当时大多数业主一样,去日本寻找报价最高的买家。三菱,当时是如此担心半路杀出程咬金影响交易,急切地向洛克菲勒家族报出了附带优先购买权的超高价格。他们很快就完成了收购,之后又投资了5亿美元升级改造该楼群。日本人当时的判断是: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物业属于稀缺资源,总是在升值。

但是,三菱并没有在曼哈顿管理大型商业物业的经验。他们的预测模型中以从未在曼哈顿发生过的大幅租金上涨为测算基础。另外,吸引很多日本公司入驻的计划也未能如愿发生。洛克菲勒中心开始亏损。到了1995年,已有超过6亿美元的拖欠贷款,洛克菲勒中心申请破产。三菱损失了几乎全部的投资,同时,日本人还要给美国政府支付一笔巨额的税务惩罚金。

最后一个由精明的美国投资人组成的财团买下了申请破产的洛克菲勒中心。今天,如果该楼群要出售的话,市场价格至少为80亿美元。

当年日本人犯下了几个错误:收购价格太高;借款金额太多;特别是因为对市场的不熟悉,财务预测做得过于乐观。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作为被动的物业持有者进场,没有积极和聪明的改造计划;另外,他们的投资还大都仅仅局限于收购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地标建筑,没有平衡的投资组合,风险过于集中。

如何为投资上保险


据亚洲协会数据显示,中国投资人在美国买入的物业中超过70%局限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如果加上硅谷和橘郡这两个洛杉矶和旧金山附近的高端社区,这个数字要超过85%。这些被中国人“看上”的区域里的物业的价格现在都达到了其创纪录的高值。但是,中国的投资人可能不清楚的是,这些区域也正是美国地方政府监管最强的区域,很难获得新建批准或更改物业使用用途。这无疑会给不熟悉情况就贸然进入的外来人增加未预料的风险和支出。

完全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到这几个地方购置物业。那里有最多的海外华人,最频繁的中美间航班,最深入地与中国经济的合作等等。当然,那里也是非常适合旅游和居住的地方。

但事实上,这正是当年日本人使用过并使其造成巨大损失的投资逻辑——这几个地方也是美籍日裔的聚居地。快速浏览一下世界的经济发展史,大概没有哪个地方比纽约和加州从冒进的外来投资人手里赚的钱更多了。

现在,美国最大的地产商大都在出售其手中的纽约和加州的物业,然后在美国其他的新兴区域投资,以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如今美国绝大部分的GDP和就业增长来自于南方的几个州,特别是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佛罗里达。而以风险-回报计算,其中最具吸引力的地产市场是在南方的几个中小型城市,比如得州的奥斯汀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

聪明的中国投资人似乎也应该向灵敏狡猾的美国同行学习,从纽约和加州分分心,关注一下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

另外一个为投资上保险的策略是与本土有良好声誉的业内公司合作。日本人当时都是独往独来,从头学着怎么买,怎么租,怎么管理,怎么赢利,结果交了巨额的学费后,饮恨而退。中国的投资人显然灵活多变很多,在最初的单独尝试结果不甚理想后,复星、海航、万科和人寿在其最近完成的曼哈顿项目中都选择了与本土实力地产商合作。

同时,另外一个显著不同是,当时日本在美国地产领域的投资几乎全部来自其本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地产商。而中国人的投资大多来自于个人在美国购买住宅或小型物业。亚洲协会的报告中提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人在美国花费总计286亿美元用于购买住宅。这个数字是中国机构投资人同期在美房地产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在美国绝大部分区域,住宅价格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高值。同时,每年的抵押贷款是可以从收入中扣除以降低应纳税收入额的。连带好处是,小孩可以进入美国的免费公立教育系统,毫无疑问,中国人以最快的速度搞清楚美国最好的公立学校在哪里。

另外一大笔来自中国的钱,去年有差不多100亿美元,通过美国政府的投资移民计划EB-5流向了美国地产。该计划的规定是在经政府审核批准的区域或项目投资50万美元,本人和配偶及子女即可申请美国绿卡。每年有1万个EB-5投资移民的绿卡名额。过去两年,90%的EB-5绿卡被中国投资人拿到。

EB-5计划的初衷是在美国最欠发达的区域增加投资和就业人数。但是,一些美国最大的地产商,与他们精明的律师团队一起,寻找、搭建并“巧妙”利用法律漏洞,使得他们可以将EB-5的极低成本的资金用在他们高收益的地产项目上,而这些项目大多数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发达地区。这与EB-5计划的初衷南辕北辙。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是否要因此改革或完全取消EB-5计划。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无疑是EB-5最大的资金来源。即便如此,EB-5的改革或取消对中国投资人来说恐怕也是好消息。

EB-5不仅没有实现其预定的刺激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其相关机构利欲熏心的操作方式即便是在中国国内也饱受诟病。美国很多大型地产商为给其带来大量中国土豪资源的中介机构支付高额奖励。这些中介机构大多没有尽职向中国投资人全面解释申请的流程、周期和失败率,对拿到美国绿卡后必须支付的高额税负更是避而不谈。大多数有中高收入的中国人,持有美国绿卡并不是一件经济上划算的事情。

税负是在美国地产领域能否赚钱的决定性因素。外资投资人在这方面有根本的劣势,因为美国政府对其并非公平对待。特别是当他们出售持有物业(无论是商业还是住宅)时,都需要支付一项叫FIRPTA的复杂的预扣税。为了确保外资投资人全额缴税,美国政府要求买方只支付85%的款项给外资卖方,其余15%要打到美国国内收入署(IRS)的账户上。要拿到这余下的15%的交易款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外资卖方必须要向IRS证明自己已经足额缴税,而只有IRS被提交的证据说服了,才会放回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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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多数地产投资人经常使用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这一类针对地产领域的特殊税收优惠公司架构来买卖和持有物业。这种架构可以极大地减少税负。REIT无需支付公司的所得税,因为依据监管要求,REIT要将其收益的至少90%分发给股东。

REIT的搭建也并不十分复杂,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投资人还没有使用过这一有效的减税工具——这是颇为可惜的。充分利用美国的法规,合理合法地减税,是在美国投资的必要手段,地产行业因为税负最高,更应如此。

当年的日本投资人和如今的中国投资人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中国投资人不大可能像日本人在1995年至2000年间那样将其手中大多数的美国物业匆忙抛售。我们与之交谈过的中国投资人都表示对其美国物业有着长期持有的计划,即便其市场价格持平甚至起跌。

这样的“长久打算”事实上是在美中国投资人的显著竞争优势。如果美国地产业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很少有业主持有物业超过10年。大多数的业内公司,比如黑石,在华尔街严厉的审视下,他们需要不断地买卖物业,以给投资人及时的回报。这样的市场氛围下,就会出现一些适于长期持有的收购机会,这时聪明的中国投资人就会从长期投资策略中获得稳健的收益,即便是物业本身的市场价格并没有显著提升。

美国人口中有越来越高比例的超过65岁的高龄老人,随着国家的整体老龄化,美国的生物和制药公司,每年都在增加其在老年慢性病领域的研发投入,特别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奥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等。逐年增长的研发投入自然需要相应的研发场所。如今美国急缺新建的顶级生物医药研究设施。这些场所需要特别的构架和通风系统,也需要建在比较适合居住的区域,因为每个设施场所需要为大约800名-1500名科学家提供舒适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这样一个设施的建造成本大概要2亿-4亿美元。造价不菲,但是租金回报很高。因为可以与生物制药公司签订长期租约,并且租金收入都可以用来减免税费。

另外一个长期投资机会是为美国的大型上市公司量身定制修建办公大楼,建好后,与其签订长期租约。租金回报颇为可观,且长期稳定。

在中国,企业通常是自持办公和实验场所,上市公司更是大多自建所有需要的不动产,从办公室到宿舍,一应俱全,很少有常年依赖租的场地办公和生产的。但是在美国,华尔街紧盯着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资产表中不动产比例过高是这些上市公司的大忌。因此往往看到已经规模很大的上市公司的办公和研发场所都是与业主签的长期租约。

另外一个可能适合中国投资人的置业机会是做星巴克等连锁企业的房东。星巴克每年还在快速增长,并且在寻找更多的开店地点。地产合作伙伴需要做的就是将合适的物业买下,然后与星巴克签订15年-20年的租约,回报率可以达到7%-8.5%。如果业主利用财务杠杆进行收购,或者依照星巴克的要求新建店面,回报率还可以更高。该投资的唯一可见风险大概就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间,每天都要来星巴克买咖啡的美国2%-3%的人口突然不来星巴克了。这样的“风险”在美国商业领域大概被认为是最低的风险了。

当年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探寻和尝试过类似的长期投资稳健回报策略。他们只是简单地花钱和借钱购买著名的地标建筑,然后被动地做房东,等待物业的升值。他们不仅损失了金钱,也损伤了面子。20多年过去后,日本的主流地产投资人,主要是大型保险公司,才渐渐开始回到纽约投资房地产。

日本投资人在30年前来到美国自信满满地投资美国房地产,以为就像卖给美国人电视和汽车那样简单,他们也会横扫美国的地产领域。但最后他们尴尬离场。而中国的投资者,看起来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为China First Capital(中国首创)董事长和COO,原载2016年7月11日《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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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科技创新为何遥遥领先中国大陆? — FT中国

June 16th, 2016 Comment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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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会对某些话题敏感,尤其是当这些话题被外国人提出时。在中国生活了近7年、而且过去40年一直是中国学生的我,本以为自己了解哪些话题不能触碰。显然我还是不懂。

我 正在应对这样一个话题:中国内地的高科技创新,及其为什么看起来如此落后于邻近的台湾。中国领先的商业期刊之一——《财经》杂志最近刊发了我与中国首创 (China First Capital)首席运营官王岩松博士用中文合写的关于台湾杰出光学镜头企业——大立光电(Largan Precision)的一篇文章。

这期杂志出版后不久,该文章就开始广泛流传,紧接着引发了大量愤怒的批评声,主要是指责我们不了解这一话题,忽视了中国内地有很多科技公司至少与大立光电同样优秀——如果不是更胜一筹的话。

我 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发这么大争议,至少在基本事实上没什么可争议的。大立光电去年营收超10亿美元,净利润率超过40%,是其主要客户苹果(Apple) 的两倍多,而苹果在赚取丰厚利润方面已绝非等闲之辈。中国内地有很多为苹果供应零部件的公司,有的直供,有的是分包商。但没有任何一家能达到大立光电的规 模和盈利能力。实际上,没几家公司能实现高于10%的净利润率(相当于大立光电的四分之一)。

碰 巧的是,代表亲台独政党的新总统蔡英文(Tsai Ing-wen)刚在台湾宣誓就职。而在中国内地,似乎没人有心情聆听关于台湾的任何好话。在一个高管微信群中,言辞变得犀利。“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只是不了解它们罢了。”或者,“大立光电能成功,是因为有美国政府保护,就像台湾自身一样”,还有“苹果从大立光电采购,因为它想阻止 中国的发展”。还有人指出,“华为(Huawei)比大立光电大多了”。没错,只是华为的净利润率还不到10%。

我看到的评论中,没有一条专注于中国科技雄心难以实现的或许更明显的原因:薄弱的专利保护体系、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审查、对信息自由流动的限制,以及尽管现在规模很大、但不愿支持研发新方向的风险投资业。在台湾,这些都不是问题。

大立光电的业绩如此之好,因为它为手机摄像头制造的光学品质塑料镜头在价格和性能方面都没有对手。所有高端手机——不论是iPhone还是售价400美元以上的安卓(Android)手机——使用的都是大立光电的镜头。

中国内地许多企业曾试图进入这一行业。但迄今没有一家获得成功。当然,大立光电希望保持这种优势。它在中国大陆建有工厂,但高价值、机密制造过程的关键环节都在台湾完成。

高 精度、高像素塑料摄像头基本上无法进行“逆向工程”。无法仅凭购买一台机器,投入一些塑料颗粒,就生产出完美的球面、轻量化的1600万像素的镜头。大立 光电在塑料镜头行业已有近20年经验。今天的成功是多年锲而不舍进行实验和努力的结果。大立光电等了很久才等到市场需求的到来。拥有高利润率和独特产品的 伟大公司通常都是以这种方式崭露头角的。

我们之所以写那篇文章,部分是因为大立光电在内地的知名度不高。它应该有很高的知名度。我们都知道,中国内地已发起一场大规模、高调宣传、多管齐下的努力,以激励高科技创新,升级国内制造业基础。

中央领导层大力呼吁推进哪一行业,这一行业每年就会得到数百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如果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能够成功的话,大立光电就是中国能收获什么样的成果的近似案例。这关乎的不仅是丰厚的利润和高薪工作。

大立光电还在协助创建一个更大的网络,包括供应商、客户和手机以外的商机。高精度、低成本、轻量化的镜头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物联网(IOT)设备采用。当然,它们还有潜在的军事用途。

因此,那篇文章提出但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内地涌现不出像大立光电这样的公司?或许还不到时候?从我读到的评论来看,这是一种主要解释。有些人辩称,再给中国几年时间,中国肯定会出现数十家像大立光电一样利润率较高且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企业。

与此关联的一种观点更直接地牵扯到民族命运和自豪感等观念,那就是:中国拥有5000年辉煌历史,在造纸、火药、瓷器以及提水灌溉等方面实现了很多技术突破。如今,中国正在研发的新产品将实现类似级别的突破,改变世界。

针对该文章的所有评论,都没有提及一些几乎肯定会抑制中国创新的根本因素。先从最基本的因素说起:中国内地严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虽然近期情况稍微有好转,但要抄袭创意和产品并逃避处罚还是太过容易。中国如今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来实施国内的专利制度。但是,整个体系的管理仍非常薄弱。中国法院无法完全独立于政治影响。

而且,即便一家公司赢得了专利权案,且法院作出对中国侵权方不利的判决,原告通常也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金钱补偿,或是阻止败诉方换个省、换个名字另起炉灶。

中国专利制度另一令人不安的层面是:除“发明专利”之外,它还授予所谓的“实用新型专利”。这为不厚道的行为提供了巨大空间。一家公司可将别人的技术换一种用途,或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生产,然后为此申请专利保护。

很显然,缺乏可靠方式保护宝贵发明和专有技术的国家,涌现的发明和专有技术总是会少一些。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在中国,竞业禁止及保密协议通常无法执行。雇员、分包商经常窃取机密信息并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不受惩罚。

至少现在而言,中国缺乏拥有全球重要技术的企业,还有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局面?各种信息无法自由流动,原因在于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

如今,商业中很多最酷的新创意都最先出现在YouTube、Twitter、Instagram、Snapchat上。当然,所有这些网站都遭到了中国“长城防火墙”的屏蔽,同时被屏蔽的还有各种传统商业媒体。封闭社会从来不擅长开发前沿技术。

肯定有大量卓越的软件和数据打包技术在参与筑牢长城防火墙。问题在于,在中国以外,这些国家级的在线监视工具不存在真正的付费市场。从纯商业角度看,所有这些自主研发和人力都被浪费了。

中 国的风险投资业(尽管规模达到全球第二)至今不愿对早期及实验性的研发进行投资。相反,风投公司将大量资金投入所谓的“复制到中国”(Copied To China)企业。这些“C2C”企业在别的地方(通常是美国)寻找成熟或是正在崛起的商业模式,然后创建中国本土版本,因为它们放心地知道,境外创新者 很可能永远无法让这个“仅限中国”的版本关停。

这就是中国三家最成功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和百度(Baidu)——起步的方式。这些公司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复制阶段,但在中国,“C2C”模式仍然是创立科技公司并获得融资的最常见策略。

在 针对大立光电文章的所有评论和批评中,另一个未提及的因素是: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虽然很难考入,但这些大学的教授们很少拿得出重要的突破性 研究。教授级别由资历和关系决定,与学术水平关系不大。而且,与美国的大学不同,中国大学不为那些拿得出可以授权使用的技术成果的教授提供有吸引力的许可 费用分享制度。

中国境外的科技公司通过上市为创新和增长融资。大立光电早在2002年就在台湾上市,当时该公司规模还很小。但在中国内地, 这类科技公司要想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几乎是不可能的。内地的IPO由政府监管部门紧紧控制。过去三年没有利润的公司甚至不可能获准进入等待上市的 名单,即便上了名单的企业也要等待几年才能上市。

台湾与中国大陆最近之处只有一英里多一点的距离。但两岸在培养和奖励能带来高利润的创新方面却不可同日而语。台湾具有优势的根本领域都是中国大陆的薄弱之处。

尽管或许大立光电是当今台湾效益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但台湾还有很多企业同样可以把中国大陆竞争对手远远甩在后面。在内地近期关于打造创新经济的所有滔滔不绝的论述中,很少听到关于台湾科技成就的讨论,更不用说有关中国大陆可以向台湾取经的说法了。

我们那篇关于大立光电的文章显然触及了一些人的痛处——至少是一些人。要想成功转型为科技强国,中国亟需的一个“创新”或许是愿意更细致地分析、更诚实地评估台湾高科技行业为何出色得多。

傅成(Peter Fuhrman)是中国首创(China First Capital)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8025?full=y&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千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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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达资本简讯:中国首创(China First Capital)创始人兼董事长Mr. Fuhrman Peter 受聘苏美达资本高级顾问

June 15th, 2016 Comments off

Sumeida

Mr. Fuhrman Peter和董事总经理王岩松到访苏美达资本,苏美达资本冯斌总经理,范悦谦助理投资总监参与接待。冯斌总经理介绍了苏美达资本的基本运营情况及产业资本 4.0的企业定位,双方就境内外并购顾问,运营改善等领域进行充分交流并达成合作共识。最后,作为苏美达资本资深顾问团队中的并购业务专家,Mr. Fuhrman Peter接受了冯斌代表苏美达资本颁发的高级顾问聘书。

苏美达资本拥有国内外顶级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和决策智囊团,是继强大董事会、专业监事会、精干经营团队之外的又一支强劲力量,凭借他们尖端的科研实力和卓越的实践经验,可以有效提高苏美达资本的决策水平,管控投资风险。

Mr. Fuhrman Peter(中文名傅成)是中国首创(China First Capital)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目前也是《21 世纪经济报道》、《财经》、和《福布斯中文版》的定期专栏作家。傅成先生曾在美国著名的塔夫茨大学学习中文与中国历史,被授予“学业成绩最优秀的毕业生” 和“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成员”等荣誉。之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并曾以耶鲁大学研究员的身份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深造,于 1981年作为最早的一批中美官方交流学生前往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傅成先生曾为福布斯杂志工作十年,工作职责从驻外记者到欧洲编辑事务负责人。 2001年,他离开新闻行业开始了商人生涯,成为美国加州某风险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8年,傅成先生建立了中国首创,这是一家专注于大中国区、业 内领先的国际化投资银行及顾问公司,在私募股权融资与兼并收购领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提供国际最高水准的投资银行服务。中国首创的三大 服务领域包括协助中国民营中小企业实现融资需求,帮助中国企业在境内外实施战略性兼并收购服务,以及为中国的央企和国企设计并实施战略重组和融资计划、获 得发展所需资金。首创同时也是一家知识驱动型企业,持续进行市场与行业深度研究,定期发布研究报告,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成果的高水准在业内具备一定 知名度。

王 岩松博士现任中国首创的董事总经理。王博士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士学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核物理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王博士师从美国等离子体 物理学界泰斗Russell Kulsrud教授,成为Russell Kulsrud教授近十年来招收的唯一一位研究生。在美国能源部和NASA的研究基金支持下,王博士成功发展了一套完整的、具有颠覆性的解析理论,这套理 论解释了太阳表面和地球磁场中发生的磁重联现象。

 

http://www.sumec-capital.com/newsitem/277406695?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软银拟减持79亿美元阿里股份,马云及管理层获绝对控制力 — 21世纪经济报道

June 2nd, 2016 Comments off

21世纪

Softbank

正在接受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阿里巴巴,最近又遭遇了大股东减持。

阿里巴巴最大股东软银6月1日在官网发布声明称,为减少公司负债,将分阶段抛售其所持有的价值约79亿美元的阿里股份。完成减持后,软银所持有的股权比例将从32%下降至28%。

这是入股阿里16年来,软银首次出售其股份。

软银在公告中称,此次交易完全源于软银集团资本结构和降低债务规模的需求,本次交易将使软银套现部分所持阿里巴巴股票,以增加其自身流动性。

减持逻辑

风 云资本联合创始人周建军分析认为,此次减持主要原因来自软银自身——斥资220亿美元收购美国Sprint电信,使软银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包袱。加上日本经 济持续低迷、美国经济数据起伏,软银和孙正义面临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其次,当前零售业增量市场放缓,存量市场存在天花板,阿里目前的股价到了一个瓶 颈。对软银来说,高位套现收益可观;另一方面,软银未来可能会投向更多更有前景的领域。”

2000年和2004年,软银分别以2000万、6000万美元入股名不见经传的阿里巴巴。事实上,以阿里今天的市值计算,孙正义获利近1000倍。

“阿 里未来会成为以满足中国市场消费需求为主、面向全球的电商平台,而软银的目标是成为以美日跨太平洋为主要市场的综合性媒体产业巨头”,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对于软银来说,阿里属于管理层的财务性投资资产,而软银还有更多符合自身目标的战略性投资需求。

事实上,今年3月,软银公司将稳定的国内业务与风险较高的互联网投资业务进行了拆分,总裁阿罗拉将负责领导分拆后的海外投资管理公司;时任日本移动业务负责人宫内谦领导分拆后的国内移动通讯公司。这一计划也显示出软银会更加重视对科技和互联网企业的投资。

公开资料显示,通过对电信资产的并购以及对阿里巴巴等初创公司的早期投资,孙正义让软银从一个计算机软件批发商发展成为一个科技巨头。目前,软银拥有包括美国移动运营商Sprint、阿里巴巴、中国的滴滴快的以及印度电商公司Snapdeal在内的1000家公司的股份。

受 收购美国移动运营商Sprint影响,软银自2013年以来一直债台高筑。最新年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软银的短期有息债务总额约为151亿美元, 长期有息债务总额约为814.7亿美元。由于负债过高,今年2月,软银股价跌至自2013年收购Sprint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悉,为了筹集资金,在减持阿里巴巴的同时,软银甚至准备放弃旗下的“现金奶牛”——开发了《部落冲突》等手游的世界级游戏公司Supercell。Supercell在股份出售中的估值可能超过50亿美元,腾讯或成为接盘公司。

软银强调,尽管出售了部分阿里股份,但软银与阿里集团仍保持“紧密关系”,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仍为阿里巴巴董事会成员,而且阿里巴巴创始人兼执行主席马云依旧为软银董事会成员。

阿里控制权

对于阿里来说,创始人与资本的控制权问题一直让其备受困扰。

资料显示,2005年,阿里巴巴开始梳理同软银的股权关系,以3.6亿美元现金收购软银所持的全部淘宝股份。此前,软银持有近50%淘宝股份。

2012年5月,阿里再次调整股权结构,根据与雅虎签署的协议,阿里巴巴以76亿美元回购雅虎持有的50%阿里股份。

根据阿里巴巴IPO招股书,上市之时,雅虎持有阿里巴巴集团22.6%股权、软银持阿里集团34.4%股份,另管理层、雇员及其他投资者持股比例合共约为43%,当中马云持阿里巴巴集团约8.9%的股份,蔡崇信持股为3.6%。

软银称,此次的79亿美元的减持计划中,阿里巴巴将会回购约20亿美元,4亿美元出售给阿里巴巴合伙人;50亿美元三年后可转股(ADR)将打包转至该司新成立的信托,未来由“合格的机构买家”持有;另外5亿美元则出售给一家大型主权财富基金。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回应称,“当软银寻求改善它的财报时,阿里巴巴相信通过购回股票,再投资于我们自己的业务,是对我们资金最好的利用方式,也将为我们的股东带来实际的利益。”

阿 里意在通过回购传达自身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中国首创COO王岩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当前阿里的股价和雅虎的估值都反映出市场对阿里的态度平淡。 一方面,蚂蚁金服在国内受到追捧,估值高达600亿美元,而阿里有权获得蚂蚁金服三分之一的股权,也可以得到相当于37.5%股票市值的一次性补偿。蚂蚁 金服一旦上市,阿里获利不菲,但美股市场上阿里股价未有相应表现。另一方面,阿里的股权价值占雅虎市值九成,但当前资本市场对于雅虎的估值却在不断走低。

值得关注的是,经过回购,阿里巴巴集团的投票权将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雅虎、软银的投票权合计在50%以下,至此,以基础的投票权角度,阿里巴巴的控制权问题得到解决,马云及管理层确立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力。

沈萌分析,这次回购在提高阿里合伙人的控制力的同时,也为阿里另一大股东雅虎出售阿里股权时可能涉及到的回购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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