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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March, 2014

傅成:河南产业升级,引进跨国公司不如引入外部资本 — 财经评论

March 27th, 2014 Comments off

Caijing Pinglun

一味地通过引进跨国公司和行业内龙头企业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河南产业升级的这一战略,因为跨国公司通常很难会把具备核心技术的研发部门放在中国,要想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归根到底还是要培育自己的龙头企业。

河南是中国首创的战略省份,但目前为止,河南还缺乏足够数量的有实力的上市企业,同时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在河南的投资力度仍然 不够。河南的经济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我一直认为河南这个人口过亿并地处中原要害位置的大省,将在也应该在未来中国整个经济版图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 因此,在未来的二十年发展中,河南的民企和国企需要引入更多优秀的外部资本和资源。然而目前河南的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障碍是什么呢?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和障碍以更好地实现河南各个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的同事张龙来自河南郑州。他曾从河南保送到浙江大学,之后又在香港大学获得了硕士学 位。作为中国首创在华中地区的负责人,我问他将为大家分享关于河南未来发展的观点和看法:

“近十年来,河南经济保持了年均12%左右的增长速度,在稳步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粮食产量也多年保持在千亿斤以上。虽然成就瞩目,但河 南经济的整体质量仍然很低,产业布局仍显初级,河南的大多数产业居于产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虽然规模较大,但盈利能力仍然十分欠缺,与山东、河北、 湖北等周边省份对比,河南在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方面仍显落后。与沿海地区相比,河南企业的资产证券化率过低,截至2013年底,河南共有上市公司65 家,仅占2500家A股上市企业数量的不到3%,与河南占全国8%的人口和GDP总量第五的位置不相匹配。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加工制造业进一步向内陆转移,物流、信息等行业加速全国布局,地处交通要道的河南无疑将迎来一个新的发 展机遇。作为中国首个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成立表明了国家对河南未来发展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多家航空公司、物流巨头和电 商企业均在郑州设立了区域性总部。我个人去年有幸到郑州航空港实验区与园区的领导进行过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家乡人民对于实验区的期待以及在招商过程中所付 出的努力,让我深受感动。我向他们介绍了资本对于产业聚集区发展的作用,以及深圳在打造产业园区与资本聚集区配套发展发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个人也多次 与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领导和企业打过交道,不止如此,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濮阳产业聚集区、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我也曾多次拜 访。各个园区的定位和发展,代表了河南未来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方向,我一直认为河南的产业定位应与周边省份区别开来,传统的加工制造业需要保留,毕竟河南有 着较大的人口基数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但仅仅依靠传统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是不可能实现河南产业升级的,过度依赖低附加值的产业注定将无法提升河南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因此,高端产业的培育必须成为未来河南产业布局的重点。更多高附加值的产业将确立河南在中部省份中的经济地位,将河南巨大的经济体量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并在新一轮制造业向内陆转移的背景下奠定自身的优势。但是,一味地通过引进跨国公司和行业内龙头企业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河南产业升级的这一战略,因为跨国公司通常很难会把具备核心技术的研发部门放在中国,即便在外资面临越发激烈竞争的今天,它们也多半是把这些核心部门放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反观国内的龙头企业, 其研发部门通常与总部绑定在一起,即便是因为业务发展需要迁移地址,也通常会迁往一线城市或者临近的省会城市。根据近些年来外资入驻河南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富士康还是日产,几乎都是看重河南廉价的人力成本和交通区位优势。

引进来的企业还是别人的,要想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归根到底还是要培育自己的龙头企业。近年来,我曾与河南多家大型国企的领导人深入沟通过,由 于传统的煤炭、机械制造等行业的不景气,这些企业早在多年之前就开始了多元化的尝试,经过多年的持续投入,不少企业都在新材料、工业设备等领域形成了自身 的研发和技术优势,对于这些国企领导的深谋远虑我表示非常的敬佩,国企在企业长远发展上的眼光和布局确实是需要中国的民营企业学习和借鉴的。但尽管在研发 和技术取得了优势,但国企的体制问题却导致了这些企业在市场推广和商业化运作方面屡屡碰壁,许多具备核心技术实力的企业至今都无法实现盈利。根据我的经 验,在这个阶段,引入外部的民营资本将成为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民营资本灵活的特点注定了其在市场化运作方面的先 天优势。而股权多元化也完全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如此以来,河南国有企业中的诸多核心技术和研发优势,将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完全转化 成效益优势,并确立河南在这些高端产业中的地位。此外,培育优秀的民营企业也将是实现河南产业升级的关键,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外部优秀的企业并促进其与当地 企业在研发、生产等发面的合作,同时,通过政府专项扶持基金、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基金等为优秀的、具备较高成长潜力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在河南 经济体量中占据较大比例的能源、农业等传统行业的升级与改造也将对河南经济的质量产生极大的提升,例如如何在煤炭仍将在长期内占据中国最大能源比重的前提 下更加清洁、高效地使用煤炭,如何提高农业企业的规模化程度,运用新的商业模式提升农业企业的盈利能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将对河南的传统企业提供更大的 发展空间。

风险投资基金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世界上任何一个高端产业聚集区的发展,都离不开优秀的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近年 来,河南正逐步成为中国首创工作的重点区域,去年在拜访家乡河南的郑州、新乡、濮阳、新乡、长垣、开封等地时,我结交了诸多当地优秀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 许多都是河南、河北、山东的区域性龙头、国内行业龙头甚至是全球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很多都处于战略新兴行业,快速地发展使其极度渴望与优秀的、有丰富资 源的资本的合作,今年我非常有信心帮助它们中的至少两家企业引入世界最为优秀的私募基金,并在三年之内实现IPO,届时它们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行业内的领 先地位。此外,我也结识了许多处于传统行业的家乡企业,虽然中国制造业整体增速放缓,但我所结识的这些企业都拥有非常坚实的研发和制造功底,待行业回暖之 时,它们也将吸引更多优秀投资机构的青睐。”

作者:Peter Fuhrman(中文名傅成) 中国首创董事长。

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4-03-27/114045893.html

我们为什么需要做空机制存在 — 21世纪评论

March 20th, 2014 Comments off

21世纪

核心提示:做空机制的存在可以防止股价的过分高估,并且让资产定价变得更为有效率。在世界范围内,90%以上的资本市场是允许做空的,但中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建立卖空交易机制。

自金融危机之后,赴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们频遭猎杀,让投资者们损失惨重。在香橼投资和浑水公司这些国外做空机构名声鹊起的同时,美国股市曾一度对中国公司关上了大门,不仅让赴美上市变得艰难,也让那些已上市的中概股股价萎靡不振。也许这乍听起来让人气愤,但这些做空机构其实是很重要的,它们能帮助投资者发现那些企图浑水摸鱼假造业绩的上市公司,在监督调查的同时也从中获利。

当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这些做空机构也很容易做出格,捏造虚假信息或蓄意夸大事实来误导投资者,从而获得暴利。但做空(short selling)这种操作模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相反,做空机制的存在可以防止股价的过分高估,并且让资产定价变得更为有效率。在世界范围内,90%以上的资本市场是允许做空的,但中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建立卖空交易机制。原因很容易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证监会在资本市场都充当一个舵手的角色,投资者能买什么,从谁手上买,新股发行按什么价钱发售,很大程度都受到证监会的影响。近些年改革的方向指向了市场机制,让市场信号来决定交易行为,我是非常赞成的,因此我认为在中国股市引入做空机制很有必要。接下来我想谈谈做空机制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首先,单向操作,也就是不能做空只能做多,会导致股票市场的定价畸形。对投资者而言,盈利的唯一途径就是指望股价上涨,而在股价实际下跌的过程中,也只能不断买进而期望着反弹。在这种心理暗示下,许多分析都是非理性的。比如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许多券商的研究报告都在虚构着一个探底反弹的美好假象,这不只是跟券商的角色有关,更是因为在一个上涨才能获利的市场,人们无法保持客观,也会有意无意地忽略看空的观点。这就导致的市场的畸形生长,超高的市盈率,新股一轮高过一轮的发行价,炒炒概念就能受到追捧的ST股,这些现象都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市场中,做多是获利的唯一途径。当没有做空机制时,被套牢的投资者除了苦苦等待,将没有任何办法减少损失。而当做空存在时,不管股价上涨或是下跌都有获利的机会,因此投资者将更重视标的资产的实际表现,在当前价格基础上对未来供求量进行预测,从而使股票能有一个能较公允的价位。

卖空交易的另一个作用是风险规避。金融市场永远存在着风险,并且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永远是信息不对等的,因此做空机制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机制。所有的对冲基金都会同时用到做多和做空来规避风险和保障回报,许多被动投资型的公募基金也需要对冲策略,并且很多时候这是监管机构强制要求的。在没有做空机制的时,投资者,特别是散户,基本没有办法进行风险管理;若允许做空,那么一方面,投资者可以运用做空机制对资金进行套期保值,从而化解投资风险,增加资金安全性;另一方面,投资者也可主动出击,从而获取股价下跌可能带来的收益。风险就像能量,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因此理论来说风险的转移成本就是期权的价格,而风险则转移到了愿意承担的人身上,这是个双赢的过程。

另外,允许做空代表着从单边市场向双向市场的转换,市场流动性也将增加。在2010年正式推行的融资融券业务可以说代表着中国股票市场开始了建立做空机制的尝试。融资融券可以放大证券供求,增加交易量,放大资金的使用效果,对于增加股市流通性和交易活跃性有着明显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流动性风险,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迄今为止都没有大范围推行,业务交易量,尤其是代表模拟做空的融券业务,体量还很小。另一方面,中国的融券交易并不等同于国外市场普遍存在的卖空机制。首先卖空是指投资者在预期证券价格会下跌的时候,在手中没有证券的情况下,先进行卖出交易,而后再借入相关证券。而融券交易则要求投资者先借入股票再卖出,卖出的前提条件是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中要有真实股票,不得先卖空,再借入。同时,卖空行为必须得到交易机制的允许,而从证券交易所的固定看,投资者从事证券卖出交易时,其账户中一定要有真实的股票。在没有真实股票的情况下,不能进行卖出交易。另外,中国融资融券业务从标的证券范围、担保品范围到交易规则,都有别于国际一般理解的卖空制度。因此融券虽然有一些卖空交易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建立起卖空机制。

即使有风险,做空机制也普遍被国际市场接受的重要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点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从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卖空机制是许多金融创新的基础;像是股指期货期权、股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的存在条件之一就是存在着卖空套利机制。而金融衍生品的缺乏可以算是中国金融市场的硬伤。目前,除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及银行间市场的若干OTC利率衍生品之外,很难说中国衍生品市场有其他令人欣慰之处。不同的投资者对于风险收益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发达的资本市场使得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找到合适自己的产品,这不仅推动了交易量与活跃度,也更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不仅是对交易双方,也能让金融工具的设计者,发行者和监督者从中获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金融市场的活力不够,流动性要靠政府注资来推动的原因之一;加上做空机制的欠缺让风险管理变得困难,许多大的国际性公募/私募基金只能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

当然允许做空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就像开头提到的,那些对上市公司的恶意狙击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加剧股市动荡。但另一方面,做空机制的存在,也使那些专门调查上市企业虚假信息的公司拥有商业价值,这对于处于弱势的投资者来说是一种保护。在一个没有做空机制的市场,中介机构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现”上市公司的利好,从而获得股价上涨的好处,甚至从上市公司收取费用,毕竟损人不利己的事谁也不会去做;而结果就是股价越推越高,最终买单的只能是众多投资者。但有了做空机制,就意味着调查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也能获利,有了利益驱动,做多和做空消息同时存在,使得市场能够对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有更为全面的判断,挤压上市公司的造假空间,也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这个机制对证监会也是有好处的。由市场来发现劣质公司会比监管机构主动执法更有效率,从而节约监管成本。对于市场上存在的许多不完善或不准确的信息披露,监管部门其实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甄别。如果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存在做空机制,那么在利益驱动下调查公司就会自然出现来替投资者鉴别信息真伪,从而节约了监管成本,削弱了监管机构的寻租空间,让市场变得更为健康。制定合理平衡的机制,让市场完成市场自身能完成的事情,这才是市场化的意义所在。

我们需要意识到,那些做空机构不是无缘无故就开始攻击的,大多数时候,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存在着问题。捏造虚假信息本身是需要信誉代价的,因此没有机构可以长期凭借弄虚作假来盈利,这点适用于做空机构,更适用于上市公司,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做空机制带来的好处;股市的清洁工也许不会太受欢迎,但它们的存在却是必须的。还有一个问题,允许做空代表着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下降。这也许会让很多人紧张,但让市场机制发挥效用,这也是改革的方向。据统计,国外融资融券交易量占证券交易总量的比重都达到15%以上的水平,美国为16%~20%,日本为15%,台湾地区为20%~40%,所以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http://pinglun.21cbh.com/2014/3-19/yMMDAwMzZfMTEwMjcy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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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象之争已成过去:中国必成为新兴市场一哥 — 福布斯中国评论

March 6th, 2014 Comments off
Forbes China
《现在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中国和拉美崛起的时候你迟了一步?印度可能成为最强的新兴市场。

二十年前,印度是我关注的绝对焦点,而非中国。那个时候,我住在伦敦,是《福布斯》杂志欧洲分社社长。1994年5月,我参与合写的一篇报道《现在我们自己当家作主》登上了《福布斯》的封面。这是第一次有一家大型的美国杂志冒险提出,印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缓慢增长、饥荒和无尽的贫穷后,经济终于要起飞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预测。自那时起,印度的经济突飞猛进,已增长为原来的7倍,且贫困率大幅下降。

我当时在印度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为这篇文章做研究,与政界及商界领袖会面。那是我第三次探访这个国家。第一次是在1978年,那时我还在读大学,是一个年轻的背包客,暑期去台湾学习汉语,回美国的时候经过了印度。那次初访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是患了阿米巴痢疾却无处就医,几乎为此丧命;二是大量印度男性在街上聚众闹事,反对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强制结扎政策,我因此闭门不出好几天。

此后又过了三年,我才终于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那时候,这两个国家在很多层面上惊人地相像:不仅在于两国都深陷贫困,还有它们各自荒废的三十多年。印度和中国各自在卓越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rhalal Nehru)和毛泽东的带领下取得了完全独立,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两国的经济发展却都表现平平。

中国启动改革进程比印度早了十年。我正好赶上了1981年那第一个高潮。当我于1994年为了给《福布斯》撰稿而再访印度时,似乎仍然有理由相信,有一天印度可能会脱颖而出,成为这两个经济体中更大、更充满活力的那一个。

尽管后来印度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1994年时的乐观预期,如今我却坚信,它将始终无法匹敌中国。以下的图表显示了两国间巨大的差距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自1994年起,中国已经远远地将印度甩在了后面。

table
按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现在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接近印度的2.5倍。随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高于印度,以及印度现在几乎三倍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此差距仍在逐年拉大。

自1994年之后,我就再没回过印度。我毫不怀疑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更好。贫困程度减轻,出口节节攀升。它最大的不幸恐怕就在于,它不得不跟中国竞争全球的资本和关注度。

至今我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四年有余,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折服于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宏伟规划。我读到的关于中印两国的比较通常会过于强调两国的政治体制差异,即印度的联邦制和多党民主与中国的一党集权之间的差异。不争的结论是:在中国更容易顶层设计出稳健的经济政策,并从上至下高效贯彻执行。

有那么几次,有人要我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比,我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它们最有价值的长期资产上。印度有英语,而中国有孔子。

印度胜过中国的产业并不是很多。但是,在制药和计算机软件领域,英语可能是印度胜出的主要原因。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基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中国一直试图更多地与之竞争,特别是在计算机软件和服务领域。然而,在这两个大型的、全球性的高利润行业,中国现在正处于下风,并很有可能保持这种状态。

总体而言,印度的金融服务行业也更加创新。英语的广泛使用倒不见得是其原因,而是比起中国来,印度的金融和货币体系要更加开放。

这两个国家都受惠于大量的外国侨民。以印度为例,这是一个巨大的现金来源,每年可以带来超过650亿美元的汇款,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在中国,海外华人投资带来的好处一点也不亚于海外汇款。东南亚、香港、台湾和美国的华裔所拥有或者掌控的公司已成为了中国国内的大型企业投资者,他们给中国带去了资金,以及配套的科技和制造技术。这是一笔源源不断的汇款,每年都有资本不断涌入,为具有长期稳定回报率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然而,中国的杀手锏却是其儒家价值体系。其作为一股经济力量的效力,已经充分体现在中国大陆周边那些信奉儒家文化的富裕邻国和地区身上,不仅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还有韩国和日本。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同样体现在中国移民对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巨大经济影响力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儒家思想——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只要出现了持续的经济成功和日渐繁荣的景象,你将至少发现与其中一个因素有关。在中国,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收到了完美的协同效果。

印度同样具有紧密的家庭联系和节俭、服从的传统。儒家思想在此基础上还多了对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崇尚。两千多年来儒家体系并没有发生过太大的改变。然而,在上个世纪发生的一个重大适应性变化是,接受女性可以并且应该在家庭生活之外发挥积极的作用,达到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水平,并在劳动力大军中撑起半边天。在这方面,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发展极其迅猛,因其6.5亿女性人口对经济增长和繁荣所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印度女性。

我为福布斯写了上百篇报道,其中最令我感到骄傲的,应该就是二十年前发表的这则关于印度的封面报道。现在看来可能没什么惊人之处,但当时报道印度即将走出长期的经济低迷状态,无疑是放手一搏。我后来听说,那篇文章让人们对印度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并最终导致美国跨国公司加大了对印度的投资。在文章发表的十年之后,这项投资增长了约30倍。

就我个人而言,我搬来中国并在这里经商,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下了一个更大——而且在我看来也是更保险——的赌注。没错,印度有英语,现在我每天都是在汉语环境中和儒家价值观的浸淫下工作,确实这些融入每个中国人血脉的价值观在我自己的道德准则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没有影响。但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功”将一直属于中国。我不需要任何杂志的封面故事来告诉我这一点,因为我每天都在亲身经历着。

傅成,中国首创董事长

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403/0031529.shtml

四大在中国的地位之争 — 21世纪评论

March 4th, 2014 Comments off

21世纪

21世纪网 PeterFuhrman 2014-03-04 00:07:13

 

核心提示:四大指出,他们其实是十分乐意向SEC提交这些审计工作底稿的,但中国的法律却禁止他们这么做;如果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规定,那么四大的员工有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以及普华永 道中天,四大的在华分支机构可以称得上是外国品牌在华发展的最成功案例了;2013年它们的收入总和占到中国前一百家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的31%;近十年 来四大的在华业务增长近四倍,在有关海外的业务中,四大在中国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四大在华分支机构的崛起依托于中国的大环境。20多年 前,由于中国尚无有实力的事务所,1992年,四大在财政部的批示下,以与境内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成立中外合作事务所的形式,成为第一批市场准入者。虽然进 入中国的时间很早,德勤进入中国,甚至比内地第一家事务所正则(成立于1918年)还要早一年,但进入高速发展期,还是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之后。

1992 年确实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年底,中国证监会成立,不久后即批准第一批公司境外上市。香港成为众多国企的首选,政策的放开也吸引了一大批民企随后赶到;也 是在1992年,华晨汽车在美国上市,开创了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先河。从1992年至今,算上OTCBB和其他OTC市场,已有1000多家公司在美国上 市。随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逐年普遍,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尚未成气候的情况下,四大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机遇。

不同于外资银行等机构进入中国 之后面临的重重阻碍与约束,四大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四大的合伙人在90年代起便开始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2001年,中国 证监会明确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 款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2002年工作要点》里提到,将通过招标方式,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 《风险导向审计程序》;四大还曾协助审计署制订商业银行的审计手册。可以说,在中国会计行业的成长时期,从政府主管部门到行业协会都非常依赖与四大的这种 伙伴关系。

这段甜蜜期给四大带来的巨大的回报。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的全国前百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2002年至2011年十年 间,国际四大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和注册会计师人数逐年增加,且其收入规模远远高于本土所,一直稳居前四名;在2007年更是达到顶峰,占了全部市场份额的 55%。

对于四大来说,寻找客户从来不是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组建合适的团队。虽然已经在中国发展了那么多年,但据2012年数据 统计,四大内部不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但具备其他国家或地区注册会计师专业资格的境外合伙人,占合伙人总数的比例总体约为50%,其中绝大部分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四大合作所按规定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这些合伙人无法继续担任合伙人。

四大的很大作用之一,也是其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就是为境内企业与境外资本市场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很显然,桥梁的两端是两片非常不一样的土壤;即使使用着同一块品牌,在华四大的组织管理模式与其美国机构也有所差别。

摩 擦一直存在,但从上个月起,美国证监会(SEC)的一纸判决让矛盾爆发出来。因为拒绝向SEC提供中概股客户公司的会计底稿,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 华明以及普华永道中天被判暂停美国执业资质六个月。四大指出,他们其实是十分乐意向SEC提交这些审计工作底稿的,但中国的法律却禁止他们这么做;如果违 反了中国的法律规定,那么四大的员工有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有趣的是,尽管四大的理由看起来很充分,却另有五家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的曾服务与中国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同意交出审计工作底稿。此案法官在初审判决书中列出了这五家事务所的名字;他们也许会成为此次事件后的大赢家。

另 一赢家会是众多被四大一直压制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们。四大的超然地位和国际认同度使其一直能收取比同行高得多的费用。以2010年的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情 况为例,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平均审计收费为276.5万;本土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平均审计收费为63.2万;而中小型事务所的平均收费只有5.2 万。现在,上市公司突然发现,选择四大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四大的工作质量是不是有其宣传的那么高还值得商榷。经过此案以后,人们也许还会担心,SEC会对 四大所审计的公司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此,在四大不降价的情况下,中国那些已慢慢成长起来的事务所们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近年来,中国政府 对四大的态度也有转变。曾经中国对四大的依赖,不只源于在其国际会计经验的帮助下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的期望,而更是对外资会计师事务所百年品牌的充分信 任。2001年那个上市公司需要聘请国内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双重”审计的规定,不仅使四大获取了上市公司法定的特殊执业资格,也使得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 竞争劣势愈来愈显现,同时加重了企业的审计成本。但证监会提出这个规定是有其特殊背景的;它传递出一个声音,那就是政府对国内会计师的不信任。银广夏、郑 百文、九洲等上市公司造假以及众多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公然包庇,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连曾公开约法三章说“绝不题字”的前总理朱镕基,也连续为新成 立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四个同样的字——“不做假账”。因此,四大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2005年之后,中国政府逐渐 意识到扶植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性,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尤其是对涉及到国企和央企的审计工作而言。不过,虽有政策扶持,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负担 大型国企的审计工作上仍有不足;其中包括对运用工具方面的差别,CPA人数和对于国际准则的应用和理解方面的问题。财政部的计划是扶植十家大的本土事务 所,以减少对外资审计的依赖。同时财政部希望至少有三家本土审计所能进入世界排名前20。政府的态度对四大的影响程度目前还难以预测,但四大今后的日子不 会那么好过,那是一定的。

另一方面,现在的客户主体与曾经相比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在过去,在垄断金融机构和大型国企IPO项目市场,四大 收获颇丰。但现在看来,金融行业项目以及大型国企项目越来越少,上市的主力已向中小企业转移。在IPO市场风向已经明显侧重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情况下, 四大由于较高的人力成本,从这个市场的获利能力其实并不强,这就留给本土事务所一个很好的机会。

当然,这个初审判决还未生效,四大已经提起上诉,等最终的裁定出来也许还要几年的时间。中美双方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争取达成一些可执行的协议。但不管最后判决如何,基于以上几点意见,我们认为四大在中国的境况会比过去二十年艰难许多。 返回21世纪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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